成长不仅预示着生命个体的成熟同时也意味着稳定思想和个性的形成。它意味着责任和自我的认同即将到来。因此,青春的美丽总是让人觉得炫目,成长也常常被比喻为蝴蝶羽化,只有经过这样的蜕变,幼小的毛虫才能生出斑斓的双翅,在空中飞翔。这虽是一次美丽的蜕变,但是青春的成长却也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绝不仅仅是生理和物质意义上的成长,具有更复杂的内涵。可以说,人类青春的成长内涵非常丰富,它预示着思想、认知、责任、情感、身体发育等方方面面的变化。也因为成长的复杂性,它在人类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的地位更是不容忽视。对于成长,每一个学科都曾给出不同的解释,但有一点达成了共识,即成长的最终目的是达到“成熟”成长对任何人来讲都是一个艰涩的过程。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成长则具有了特殊性。她们的成长相较于男性更加艰辛。男权中心文化造就了社会以男性为核心的社会守则。在成长的道路上,女性不仅要面对与男性一样的困惑和变化,同时还要接受来自男权文化的教育和约束。这种束缚着女性的成长,为女性的成长提供了一种必须遵守的“范式”。因此,女性的成长是在男权社会的道德和文化规约下被不断建构和设定的,女性在这种规约中不断迷失自我的天性,按照预设的方向发展。男权奴役着女性的思想,女性被迫按照男性中心文化的想象被不断塑造起来。女性的成长失去了应有的自由,被视为“第二性”的女性没有自己的声音,只能按照男权文化赋予的“天使”和“巫婆”的对错判断来一步步走向成熟。从孩提时代开始,女性就被教育应当怎样成为淑女和“天使”,如果不遵守这种制度,将被视为邪恶的“巫婆”。不自由的女性成长历程就犹如被机械制造出的洋娃娃,按照设定好的模子被塑造出来,她们没有自己的声音,也不具有提出反抗的话语权。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中成长都是一个被热衷的主题,而女性成长主题更是在女权主义运动之后开始萌发并被不断重视起来。东西方文化差异影响着女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东西方作品中的女性也具有差异性。“夏娃”和“女娲”用她们同样迷人的眼睛观察着这个世界,但是她们眼中所见又在文化背景的影响下千差万别。东西方女性对自身的探索存在着差异,她们的成长之路也有所不同。这也正是对东西方女性成长小说进行对比的趣味所在。简·奥斯丁是英国文学史上最早一位以女性的视角来观察女性成长的小说家。她的作品《傲慢与偏见》是脍炙人口的佳作。而杨沫的《青春之歌》被视为我国当代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成长小说。虽然两位女作家生活的年代相隔久远,生活的国家和文化背景也截然不同,但是她们却同样关注女性的成长,用她们特有的方式诠释和呈现了这种成长。她们的作品中有相似性,并且这种相似已经成为一种传统。同时,她们的作品也有巨大的差异。这两部作品都具有特殊性,尤其是《青春之歌》这部小说。因此,对两部作品的比较具有一定意义。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这两部作品进行比较分析——第一部分总论女性意识的觉醒。《傲慢与偏见》是英国第一部以女性视角观察女性成长的作品,女性的意识第一次从蒙昧的状态下醒来。因此,这部典型的女性从成长小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青春之歌》是我国当代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这部小说也被视为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成长小说。女性意识的觉醒在经历了现代文学的启蒙之后已经不再是一个鲜见的议题,但是这部小说却反应出来特殊的“觉醒”。第二部分通过对《傲慢与偏见》与《青春之歌》的比较具体分析两部作品中成长主题模式。第三部分则在社会时代背景分析的前提下分析两部作品的差异和产生差异的本质原因。简·奥斯丁生活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当时的英国完全处于父权时代,当时的社会中,男性是惟一的绝对的权威,女性完全被埋没在社会当中。她是少数获得男权社会认可的女作家之一。一方面,奥斯丁具有对自身女性身份认知和发现的勇气,另一方面她也表现出对男权社会无奈的妥协。她本身一直过着中产阶级妇女悠闲的生活,没有社会身份和地位,同样被认为是没有智慧的妇女,另一方面在她的内心中却潜藏着一种并不激烈的反抗。在奥斯丁的作品中,几乎全部作品都是反映中产阶级女性生活的小说。这些小说并没有完全站在男权社会和文化指导和规约的道德基础上进行叙述,而是在反应当时社会现实的同时也加入了作者本身对自由生活和身份认同的渴望。在她的作品中,女主人公常常被设定为具有较好思维、理解和分析能力的美丽女性。她们聪明、机智,不被生活的藩篱所束缚。这些女主人公对生活对事情有自己的看法,她们并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她们不仅身体健康充满活力,同时在身上也散发着智慧的光芒。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刚刚建立了新中国,面对的是一切百废待兴的局面,然而战胜豪强重新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全身充满了斗志。新中国的成立让人们内心充满喜悦,同时刚刚经历过战争之后的那种热血沸腾的澎湃精神还没有冷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明了新中国文艺工作者的方向,同时也为文艺创作制定了规则。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埋没了个人话语,当时的中国都在一片红色的海洋之中。女作家杨沫就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她年轻时代即参加革命,在红色教育中不断成长,在那样一种特殊的时代里,女性已经获得了社会的认同和尊重,“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在那个时代里,女性的身份又具有了一种特殊性。性别已经被淡化在时代的洪流之中,一切都被革命的激情所取代。杨沫创作《青春之歌》就是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她渴望把自己的故事以这种自叙传册形式展现在读者面前,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成为思想教育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