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写于公元98年的《日耳曼尼亚志》对后来的欧洲政治乃至国际关系具有很大的影响。历史上,它持续不断地塑造德意志的文化和政治身份,是德意志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圣经”,更为20世纪的德国纳粹主义提供了精神养分和政治蓝图。意大利历史学家莫米利亚诺称其为“历史上最危险的书之一”。《日耳曼尼亚志》对于国际社会的危险性在于它对日耳曼人战争德性和野蛮精神的鼓吹,以至于被现代纳粹德国加以歪曲并实践,将日耳曼精神推至极端——不仅走向纳粹军国主义,而且走向反文明本身的虚无主义。但是,塔西佗写《日耳曼尼亚志》的本意并不是鼓吹战争,而意在对堪罗马文明世界的堕落,绝非否定帝国文明本身。因此,有必要以《日耳曼尼亚志》文本为中心并结合塔西佗其他四部作品思想,借助不同文本之间的相互引证,来澄清塔西佗的意图,并深入分析帝国文明的内在冲突性：共和主义自由与帝国体制之间的冲突、自然状态与政治社会的冲突、帝国统治资格等问题。从共和国到帝国,从自由民主到专制,罗马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变革,从本质上体现了野蛮精神与文明时代的冲突。塔西佗借颂扬日耳曼野蛮人自然、淳朴、勇敢的美德,来批判帝国压抑、奢侈、腐化的文明弊端,预言帝国文明的衰落。虽然塔西佗批判帝国文明的弊端,但在他看来,文明有着不可取代的优越性。犹太裔政治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所谓的“帝国统治技艺”正是文明社会统治的要义,它被历代罗马人传诵并被后来的英国人继承。同时,帝国体制客观上促成了一种新时代的政治德性,即“中道”的智慧,实乃西方世界个体与国家在分离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精神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