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文学创作永恒的母题,得到了诸多作家的青睐,也得到了批评界的广泛关注。时至90年代世纪之交,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转型、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因素已经强力渗透到圣洁的“象牙塔”中,改变了大学校园中知识分子的行为和面貌,学院知识分子们的生存状况和内心世界都发生了令人注目的变化,他们行为准则和心态的异化令人瞠目：其中有何季洲般专断、追风、缺乏独立精神的大学掌权者,邵景文般游刃有余地游走在“知本”与“资本”之间的“双赢者”,刘广鉴般被体制制约却又心甘情愿为体制服务的游荡者,刘安定般为了职位的晋升甘心出卖学术成果的急功近利者,宋子矜般沉溺女色世界、满嘴谎言的游戏者……在此境遇下,大量的“大学叙事”文本在世纪之交诞生,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而“大学叙事”的创作主体都生活或曾经生活在大学校园中,对大学校园的社会化转型、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都有最切肤、透彻的感受,他们试图通过这多部“大学叙事”全景式地鸟瞰大学众生相,多角度地透视大学校园的“溃疡点”。在进行集体“审丑”之时,对中国当代大学存在的种种问题、当代知识分子精英中存在的诸多流弊进行拷问,热情呼唤新的历史条件下学院知识分子们良知的回归和人文理想的重建。本文主要通过对世纪之交“大学叙事”文本的爬梳,探讨文本语境下“象牙塔”和身在其中的知识分子们的变化,以及通过分析创作主体进行审丑的话语方式,细致地从“大学叙事”的文本挖掘隐藏于“乱像”下的重建人文精神的可能性以及创作主体们的创作旨归。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在文本语境和社会语境相结合的情况下,探讨作为知识分子最后的飞地的大学校园在世纪之交所呈现的转型。“象牙塔”“顺应”社会环境的变化,也发生了自身的转变,如行政单位化的组织架构,大学精神逐渐被“官本位”意识和物质膨胀欲所替代,知识分子的话语权丧失等。通过对“象牙塔”的解构,还原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第二部分,通过细致梳理“大学叙事”文本中的知识分子形象,选取几个具有典型性代表意义的人物进行分析,揭示出学院知识分子异化的本质。世纪之交“大学叙事”中的学院知识分子们被创作主体消解了其正面的形象和崇高的特征,揭示了其内在的精神溃败和内在的丑陋与阴暗,他们在精神走向、情感态度、价值取向等方面都较之以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立即从精英立场滑向了世俗化的世界,像一个失魂的人游离在俗世中,这折射出了知识分子(创作主体)对知识分子(“大学叙事”中的形象)的批判、审视以及思考。第三部分,进一步讨论创作主体如何对“群儒”进行审丑,既他们的话语策略。应该来说,“大学叙事”呈现出了多样化的叙事和话语风格,这跟它庞大的创作主体有关,但是阅读这些文本,我们不难总结出其中相似或相近的话语方式,即冲突的对立和预设的结局,自然,在这两种方式中,我们能很清晰、明了地判断创作主体的价值取向。另外,通过分析《风雅颂》、《欲望的旗帜》这两个较有代表性的文本,讨论他们的话语策略,以及创作主体对此付出的努力。第四部分,则是对世纪之交“大学叙事”呈现出来的集体审丑化的倾向进行反拨。创作主体频频抵达人物心理许多幽暗的角落并不只是为了“揭丑”,而是为了更好地“醒世”,并通过文本中正面塑造的人物形象：戈德远、巴东仁、林健康、江来等人,思考知识分子生存和精神突围的可能,以及重建精神象牙塔的必然。纵然,纯粹的“大学叙事”文本不是一剂万能药能治愈知识分子溃败的灵魂,也不是一个完善的方案能指导“象牙塔”的重建之路,但是,它却是从人文关怀的角度,以自揭疮疤的形式,给“象牙塔”中人以警醒和重视。这或许就是大批量“大学叙事”创作这一文学现象所呈现出的社会文化价值,也是本论文研究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