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执政伊始,中国共产党就在借鉴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构建了党内监督和行政监察两条平行的垂直监察机制,以监察机构和廉政制度为节点的监察网络,对党政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实施监管。中共的顶层设计颇为有力,但地方组织资源大都需服务于紧迫的经济建设中心任务,处于起步状态的监察板块遭到了一定忽视,无法从组织力量中汲取充足的营养,监察主体与监察客体的发展呈现不均衡的状态,对比略显悬殊。全国执政并非意味革命步入“安全区”,中共执政初期可谓外忧内患兼具,外有严酷的军事斗争和国际压迫,内部统一全国还在进行之中,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尚在摸索之中,因而迫切需要一批坚守先进性、纯洁性的共产党员,来引领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同时应对潜伏在国际局势上的种种危机。如何实现行之有效的反腐倡廉措施,即成为执政者所面临的一大考验。在这种形势下,中共首先以批评教育为主的整风运动提升干部质量,继而在朝鲜战争带来的经济困境中,以群众协同“作战”的形式发动“三反”、“五反”运动对新型经济贪腐行径实施有力打击。运动式反腐短暂遏制了腐败蔓延的势头,但并未根除贪腐难题,为了标本兼治,中共开始从制度建设着手,以监察体系建设来寻求解决之道。1954年至1955年间,人民监察委员会依照宪法更迭为监察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改组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标志着中共反腐模式从“运动反腐”到“制度反腐”的初步尝试。新成立的监委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苏联的监察模式,并切合中国实际情况构建了“双重领导”的全新领导体制。通过反腐机制的构建和党政监察机关的通力协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时刻,根除了旧社会遗留的腐败毒瘤,构建了国内党内监督的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