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合唱是西方音乐中最具古典美学特征的形式之一。古典合唱具有“和谐”、“崇高”、“悲剧”、“优美”等古典艺术美学的一般特征，其中“和谐”与“崇高”是其最本质和最主要的美学特征。本文围绕“和谐”和“崇高”两个范畴展开论述。第一章是古典合唱的历史描述，就“宗教”与“世俗”两个范畴对西方合唱进行历史描述，力图体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西方合唱是基督教的产物，但又在宗教与世俗的此消彼长中发展，犹如一曲宗教圣咏与世俗歌谣的二重咏唱。中世纪合唱以宗教圣咏为主，是宗教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具有强烈人文精神的意大利牧歌(madrigal)和法国尚松(chanson)等世俗合唱体裁，弥撒(Mass)和经文歌(Motet)等宗教合唱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无伴奏合唱达到巅峰。巴洛克时期，合唱进入全新的历史语境。纯粹的宗教合唱不断式微，世俗合唱成为主流。清唱剧(oratorio)、康塔塔(cantata)、受难乐(passion)等合唱体裁及歌剧中的合唱应运而生。这些合唱体裁虽脱胎于宗教仪式，但人文主义精神显而易见。古典主义时期的合唱进入真正的人文主义境界，并表达出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内涵的人道主义。浪漫主义时期的合唱，延续着人文主义精神，洋溢着浪漫主义激情，宗教情绪也成为浪漫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20世纪合唱仍是宗教与世俗的二重咏唱，但随着人的主体性逐渐丧失，古典合唱完成了其现代转型。第二章阐述古典合唱“和谐”(harmony)的美学特征。音乐是一种最为接近和注重“和谐”的艺术形式，毕达哥拉斯学派正是从音乐中发现了“和谐”的美学特征。从合唱音乐的语言形式上看，作为美学特征的“和谐”表现在音程(interval)、和声、对位结构之中：从合唱音乐的历史发展上看，“和谐”则表现为文艺复兴时期对位(contrapuntus)结构中的“和谐”、巴洛克时期的对位与和声(harmony)相结合中的“和谐”、古典主义时期的旋律与和声相结合的主调音乐中的“和谐”、浪漫主义时期半音化(chromaticism)和声与扩张的调式(modes)中的“和谐”。这些动态的“和谐”作为一种形式美法则，与西方音乐的历史发展是同步的。在古典合唱中，“和谐”是一种特定的表现形态，但其实质则是审美中主客体的统一。“和谐”作为一种基于“美感”和“快感”的审美经验，也有其感性的一面，但对于音乐而言，“和谐”更是理性的。人们正是基于这种审美经验，逐渐发现了“和谐”的审美规律，并总结出了一整套制造“和谐”的方法和理论(如和声学)，使“和谐”成为一种理性感知。古典合唱中的“和谐”体现山从“发现自然中的和谐与变化”到“人与自然的主客观和谐”、再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的发展。第三章阐述古典合唱“崇高”的美学特征。西方合唱与“崇高”的关系基于合唱与宗教的关系；古典合唱中既有宗教的“崇高”，也又世俗的“崇高”。在神学笼罩的中世纪，人并没有获得真正的主体意识，不能摆脱宗教而使主体意识“内在化”，故合唱越是追求宗教信仰，就越发表现出向“无限性”的扩展，进而表现出“崇高”的美学特征。因为西方合唱始终没有脱离宗教，故西方合唱一直都具有这种基于宗教意识的“崇高”。进入文艺复兴时期以后，神的力量逐渐被削弱，人的意识不断“内在化”，人逐渐获得一种基于主体意识的本质力量。于是，西方合唱挣脱了神的束缚，并使人的自由意志和主体意识得以充分释放，人文主义精神得以高扬，一种真正属于人的“崇高”感油然而生。西方合唱既表现出宗教意识下的“崇高”，又表现出世俗情感中的“崇高”。第四章探讨古典合唱的现代性转型。古典合唱的现代转型既是艺术形态、技法或风格上的现代转型，也是整个西方古典艺术美学现代转型在音乐中的一种表现。古典合唱的现代转型，既是西方古典合唱在20世纪的延伸，又是现代合唱的崛起。现代转型使合唱音乐呈现出已多调性(poly-tonality)、无调性(atonal)为主要特征的现代音乐技法风格特征。随着调中心的解构，“不协和”成为现代合唱最主要的特征，于是作为“协和”与“不协和”对立统一的“和谐”在现代合唱中不复存在。古典合唱中那种基于宗教意识的“崇高”和基于人道主义“崇高”均难以为现代合唱所承载；随着“共性写作原则”被打破，古典音乐的二元结构也被彻底打破，故基于二元结构的“崇高”也与现代合唱无缘。总之，“和谐”与“崇高”作为西方古典合唱最主要的美学特征，在现代合唱中已经消解。结语：西方古典合唱见证了西方音乐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显露出西方文化中宗教与世俗的此消彼长。在西方文化与历史的进程中，成为一曲宗教圣咏与世俗歌谣的二重唱。古典合唱不仅代表着西方音乐文化的发展水平，而且体现出了西方音乐的技法和风格，成为和声学、对位法等一系列作曲技术理论(“共性写作原则”)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础。合唱作为一种声乐艺术，其歌词内容，体裁形式、音乐风格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西方思想、文化、哲学、艺术发展的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