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刑诉法修正案将技术侦查措施决定权和执行权明确赋予了公安机关,这使得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侦查阶段已经空前强大的侦查权得到又一次增强。诚然,站在有效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这一犯罪控制模式的角度上而言,公安机关获得监听、网上获取个人信息、网络监控、利用机器排查等技术侦查措施执行权无可厚非,但是将决定权和执行权同时赋予公安机关,极有可能导致公安机关出于及时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等犯罪控制模式的价值追求,轻易启动技术侦查措施,扩大技术侦查措施范围,这对于加强人权保护极为不利。在我国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的特殊时期,刑事案件尤其是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恶性刑事案件总体上呈现出多发、高发的严峻态势,社会大众对公共安全的心理承受底线不断受到冲击。因此,允许侦查机关运用以电讯监听等为代表的技术侦查措施,对于迅速有效破获刑事案件,积极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切实维护公共安全尤为必要。同时,出于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和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考量,也应该加强对侦查机关适用电讯监听等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监督,严格限制电讯监听措施的适用范围,有效建立电讯监听措施的审批制度,不断加强电讯监听措施的法律监督。众所周知,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是贯穿刑事诉讼活动的两条主线,乃刑事诉讼立法之基石,犹如天枰的两端,彼此之间相互牵制,相互均衡。矫枉难免过正,不论是基于犯罪控制抑或是人权保障之目的,侧重于任何一方,必将导致力量对比的失衡,破坏刑事诉讼追求的衡平结构,造成刑事诉讼功能单一化,背离刑事诉讼之立法目的。因此,加强对电讯监听等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监督,进而平衡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激烈冲突,兼顾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的双重目的,实现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并重的价值取向系本文写作之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