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视觉文化转向已经成为一个难以回避的现实,在“看”与“被看”的时空交织中,越来越不能忽视的是视觉性文本对社会的建构作用,影像对地域的“想象”便是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之一。西藏,作为中国乃至世界集民族、宗教和文化等因素于一体所呈现出来的最独特的地域面貌,在吸引无数人不同程度的关注时,也一直被许多个人或群体运用不同的媒介予以“想象”,特别是导演拍摄的视觉性文本影像。然而奇怪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影像中的西藏地域“想象”一直被西方导演所垄断。建国后,汉族导演虽然对我国少数民族题材影像特别是藏族题材影像做过大量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但发展至今,与西方拍摄有关西藏的影像相比,不论是在数量还是在影响力上,都明显处于劣势,这便形成了一个令人尴尬的影像文化生存现状,即作为中国的西藏,却更多的是被西方人进行着属于他们自己的言说,中国关于西藏的影像,在国际舞台上经常陷入一种失语或少语的处境。同样引人深思的是,影像中的西藏大多由中国汉族导演和西方导演所拍摄,藏族导演直到2003年才出现,开始着自己家乡的影像记录,但成员极少,声音略显孤独,力量也趋于微弱。纵观现有关于西藏地域影像的演变,不难发现其与中西方社会变迁有着密切的联系,一部部涉及西藏的影像事实上充当了记录西藏历史发展和社会地位等特征的文本。西藏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域所指,在中西方不同社会背景的映照下,被中国汉族和藏族导演以及西方导演赋予了风格迥异的“能指的想象”。本文通过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相结合的分析办法,集中对中西方有关西藏地域的影像进行不同视角的归纳、总结,然后从整体上透视出影像中西藏地域“想象”的全貌,以期发现全貌背后差异的实质动因。国内汉族导演拍摄的有关西藏的影像,涉及众多方面,于是多元化的西藏“想象”在不同层面予以了呈现。多元化的西藏并非是汉族导演一种无意识的本能书写,它是中国电影不断向多领域和深层次发展的一个缩影,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民族、宗教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而形成的内在逻辑。藏族导演自我身份意识的觉醒,来源于其认知的中西方不同媒介对于西藏某些不真实的呈现,其自我言说大多把视角转向藏族人的生活状态,以便更好地还原植根于其中的西藏独特性。影像无论是对藏族文化的底根性描写,还是表现西藏在历史潮流中难以抗拒的变化,都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藏族导演自我言说的西藏地域“想象”是在对自己家乡众多不同的表述中,寻求一种对本民族文化的坚守与突围。西方对东方长久以来的认知与源源不断的欲望,决定着西方导演有关西藏的地域“想象”,被深深地刻上了“异化”的烙印,即西藏早已突破了其地域上的概念,更多地成为精神上的西藏。这种“他者”想象作为西方对东方印象的又一验证,不约而同地延续着两条呈现路径,即神秘的“香格里拉”与“问题”的西藏,二者之间相互作用,成为西方在全球传播策略中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双重渗透的利器。其实,影像中风格迥异的西藏地域“想象”,无不揭示出导演作为影像创作的“灵魂”,其文化身份对影像形塑的决定性作用。国内汉族导演的西藏地域“想象”不论是一种属于社会主义的同质化叙事,还是寻求某种差异性,更多的都是站在“我们”的表述基础之上,以中华民族和祖国疆域这种宏观的视角来微观地呈现同胞兄弟藏族和边疆的面貌。藏族导演所进行的自我言说,则是以“我”的表述开辟出一条藏族人兼顾影像表达和表达自我的独特之路。二者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构成了中国影像对西藏地域“想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导演的文化身份不可避免地显示出其对西藏地域想象是在进行着“他们的表述”,这种表述的根源在于西方长期以来的文化优越感,以及这种优越感所认知的东方形象。显然,西藏已成为不同文化身份的导演争夺权力和话语的重要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