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地处东南沿海，受西潮影响，近代资本主义工业产生较早，经过20世纪前30年的艰难发展，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已初步建立起了近代工业体系，但日本发动的大规模侵华战争打断了浙江工业近代化的进程，并使浙江工业遭受重创。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开始了接收沦陷区日伪财产的工作。在浙江省，先后有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浙江省党政接收委员会、行政院苏浙皖敌伪产业处理局驻浙办事处，中央信托局敌伪产业清理处临时派驻杭州专员办事处等众多机构相继主持接收和处理日伪产业，并根据接收工业企业的不同情况，对所接收的工业资产进行了处理。由于当时国民党浙江省政府财政紧张，无力筹措资金使全部接收企业恢复生产，因此大部分接收的工业企业被标售民营或发还民营，使得战后浙江工业领域民营资本依然具有绝对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当时经济的恢复.但是在接收中由于国民党腐败程度的不断加深，致使接收工作流弊丛生。如果仅从国民党“反动”的阶级属性来分析其战后的接收腐败，未免使问题公式化和简单化。本文认为，国民党在战后接收中表现出来的腐败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其接收体制上的问题，正是由于接收体制上的混乱，为接收官员的贪赃枉法大开方便之门，导致了被时人和后来的史家称为的“劫收”。其结果不但未能通过接收实现经济的重建，反而导致了国民党在很短的时间内丧失了民心，最终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根基，成为国民党在大陆统治失败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