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付是国家经济金融不可或缺的基础与平台,在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广泛渗透下,我国互联网支付演变出诸多创新模式,产生出一种共享经济的产业新形态。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人的交易行为,由此,互联网支付将会发生更深刻地变革。不可忽视的是,当前互联网支付的爆发式增长,呈现出资金聚集、风险聚集、监管缺位的粗放性特征,互联网支付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和问题,如信息量增多,信息流动加快,带来了虚假信息的增多和流动加快,信息的甄别更加困难,如果真实信息跟不上虚假信息的流动,就会出现新的信息不对称,加大信用风险;技术革新在给人们带来便捷性等好处的同时,也存在着极大的安全性问题。信息不对称和负外部性带来的不安全因素增加,容易滋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使得社会信任存量降低,甚至会引发消费者信任危机。所以,传统金融交易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风险和信任问题,依然是互联网支付金融创新要着力解决的问题。随着金融业进入互联网时代的快速发展,国内外学界对信任和信任机制,以及互联网支付金融形态和监管都展开了程度不同的研究。但是,对互联网支付消费者信任机制法律构建研究尚显不足。本文的创新之处:采取法律经济学与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丰富了研究视角和信任理论研究;把信任作为一个社会制度问题,探讨我国互联网支付体系自身的创新结构、风险特征和制度根源,以及我国互联网支付金融形态下的信任关系和信任机制;揭示了信任机制的基本要素—“信息、信任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回答为什么信任、信任谁和怎样信任,提出互联网支付消费者信任机制的法律构建的实现路径。全文分六章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一章),绪论。提出当前我国互联网支付创新的即存风险、消费者安全和信任问题,阐述选题的意义,国内外研究成果,本文的研究方法、内容结构和理论创新。第二部分(第二章),信任理论的演进。一是为什么信任。世界在本质上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信任是应对不确定性和寻求本体性安全的社会机制,是社会的一种基本价值。理性选择与嵌入选择作为信任的基础,为互联网支付制度信任的价值扩容,及如何使信任成为制度的“内核”提供了解释。二是信任谁。契约的普遍化,完成了熟人信任向系统信任的过渡;工具的创新推动着互联网支付的结构性变革,信任方式发生改变,并要求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中心重构制度信任。三是怎样信任。现代社会以制度信任为主,但制度往往强调“控制”,处于防御式架构上,制度的信任内核被掏空。同时,中国社会信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差序格局,表现出非常明显的特殊信任。互联网支付新的社会分工和生产要素促使系统信任的广泛建立,技术嵌入为系统信任的有效运行提供了分析视野。第三部分(第三、四章),消费者信任危机的根源和信任机制的效用。互联网支付创新是一种私权利驱动下的推进社会发展的冲动本能,当利率的变动能够刺激人们创造一些金融工具,技术改善能够产生新的金融产品,并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时,当管理法规的某种约束能够合理地予以规避,并带来效益时,创新就会发生。金融风险和信任危机的产生,表面看来是创新过度,内在根源则是对市场主体创新行为策略监管激励失效,立法格局和信任结构的价值导向出现了问题。信任机制的效用,在于体现个体与社会利益一致性,实现市场主体利益诉求的制度供需衡平的监管最优选择,本质上是如何实现市场主体分工合作的潜在剩余收益。内、外生交易费用均衡和成本—收益效用函数等论证,揭示了信任机制信度与效度的机理,为信任机制法律构建提供依据。第四部分(第五、六章),互联网支付消费者信任机制法律体系的构建。一是重塑法律实施优化路径。以法律的刚性约束发挥其激励约束功能,通过嵌入声誉机制促使法律进行理性引导和配置。将声誉机制与法律有效结合,构建互联网支付消费者信任机制的法律制度体系。二是重塑法律信任的技术优化路径。依托于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改变传统交易过程中的信息结构与成本结构,引导市场信息资源的有效配置。通过区块链技术建立“去中心化”应用的支撑系统,实现机构和消费者信息权的平等,缓解信息不对称,推进从信息传递到价值传递的转变,建立互联网时代下的陌生人社会的信任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