薇拉·凯瑟的代表作《我的安东妮亚》已被评论家们从多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其中包括女性主义研究，生态主义研究和文化研究等。但是少有学者从空间理论的角度对《我的安东妮亚》进行全面的研究。因此，本文致力于从空间角度研究《我的安东妮亚》。　　借助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论，福柯的权力空间论和巴什拉关于幸福空间的哲学思想，本文探究并揭示了《我的安东妮亚》中两种不同的空间：即充满动态张力的社会空间和带来精神救赎的幸福空间。　　隐含在凯瑟笔下的边疆草原和城镇社区的社会空间绝非毫无意义的空洞。相反，由于外国人和本土人，帮工女孩和城镇居民以及边疆价值观和商业价值观等力量的运作，社会空间中的张力由此产生。具体来说，权力的规训机制在草原和黑鹰镇上无处不在。权力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也因此长期处于其监控之下。在如哈林家和卡特家这样的密闭空间中，权力的渗透尤为明显。因此，动态的而恶性的社会空间造成了人物的精神创伤。然而，在老伯登夫妇家和库扎克夫妇家中，记忆得以保存，梦想得以守护。主人公们与宇宙和谐共存，因而能够获得精神治愈并展开更有希望的生活。　　因此本文得到如下结论，动态的社会空间引发冲突并带给人物精神创伤；然而在幸福空间里这些人物的精神救赎才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