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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在高职学生自评症状与总体幸福感中的调节/中介效应,为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循证依据。方法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于2009年抽取安徽省某高职学校在校生1916名,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进行现场调查。调查表内容包括:(1)一般人口学特征,如年龄、性别、是否独生子女等;(2)症状自评量表(SCL-90);(3)总体幸福感量表;(4)社会支持评定量表;(5)特质应对方式问卷。进行心理健康评定。分析自评症状与总体幸福感、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之间的相关性,以及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在自评症状与总体幸福感之间的调节与中介作用。采用EpiData 3.1软件建立数据库,SPSS16.0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统计方法包括χ2检验、相关分析、结构方程模型以及路径分析。结果本次调查共高职高专在校大学生1916人,其中男生611人,年龄在19~22岁之间,平均年龄:20.35±1.09岁,女性1305人,平均年龄:20.15±1.00岁,66.02%的人来自农村,独生子女比例为20.51%。调查对象SCL-90总分为148.79±50.33分,总症状指数为1.65±0.56,阳性项目数为35.28±23.45。不同年级和不同专业间总得分、总症状指数和阳性项目数这3个指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低年级高于高年级,而信息专业高于其他专业,其他不同性别、户籍地和是否为独生子女之间未见差异。在SCL-90各维度中,躯体化、敌对、偏执以及精神病性4个维度得分男生高于女生,女生在恐怖维度高于男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躯体化:0.50±0.62 vs 0.40±0.52,Z=2.917,P<0.05;敌对:0.69±0.69 vs 0.60±0.65,Z=2.528,P=0.011;偏执:0.69±0.67 vs 0.59±0.59,Z=2.646,P=0.008;精神病性:0.65±0.65 vs 0.55±0.56,Z=2.123,P=0.034)。SCL-90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与消极应对方式得分呈正相关,与积极应对方式得分、社会支持得分、总体幸福感得分呈显著负相关(P<0.01)。且各种评价量表Cronbach’sα均接近1,表明各评价量表在该人群中的内部一致性较好。SCL-90各维度和消极应对方式均与总体幸福感呈负相关,而积极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均与总体幸福感呈现正相关。其中,躯体化、偏执及精神病性三个维度与总体幸福感的负相关受到消极应对的调节作用,抑郁、焦虑及恐怖三个维度与总体幸福感的负相关则受到积极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而人际关系、抑郁、焦虑、及恐怖四个维度与总体幸福感的负相关受到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消极应对方式、积极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对SCL-90各维度均存在中介作用。应对方式及社会支持对SCL-90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均小于10%。结论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在高职学生自评症状与总体幸福感的关联中具有部分调节/中介效应,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时应注重加强学生采取积极应对方式及寻求社会支持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