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脱胎于“皇天”“上帝”,其初始形象带有天神属性。春秋战国时期,血缘宗法制逐渐分崩离析,新的制度正在酝酿。新兴士人借助黄帝阐释新构想,于是黄帝的天神身份渐隐、人事行为凸显,顺应历史潮流成为了治国理政的圣君明主。总的来说,其形象可以大致分为三种:始祖、人王、仙人。纵然今天所能看到的文献典籍中记载繁杂,但黄帝的三重身份并非混乱无章,而是伴随着先秦两汉的时代背景,有着相应的生成次序和主次身份变化。本文引言部分对选题背景、有关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做了简单介绍。正文内容重点在于通过分析涉及黄帝的相关文献,并结合先秦两汉的社会背景,考察黄帝多重身份形成的原因和过程。第一章通过分析《左传》《国语》《大戴礼记》及《史记》等早期文献的记载,论证黄帝的世系延续与周代官方统治目的的密切联系。历史典籍对黄帝世系的记录是较为集中的,同时具有鲜明的儒化特征;“禘”这一祭祀行为模式是黄帝“诞生”之初天神化的证明,《山海经》中《山经》《海经》部分涉及黄帝与众神的描述也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第二章就黄帝如何成为治国理政的帝王模范进行了论述。黄帝最初的领导地位是在与蚩尤的对比中凸显出来的,《尚书》《逸周书》《史记·五帝本纪》对蚩尤作乱一事的描述侧重点是不同的,从三者的对比中能够看出当时人们对黄帝与蚩尤作为正邪代表逐渐明晰的变化过程。黄帝的帝王形象是其多重身份中最为特殊的,其始祖身份可以通过他人的侧面描述被证实,成为一种外在的客观结论式存在;而黄帝作为帝王的身份势必需要展现某些内化的人格特征,这一身份的塑成只能通过对黄帝行为话语的正面描写来表现,在这些对黄帝言行举止进行刻画和描绘的“书写者”中,最为活跃的便是诸子百家。“春秋无义战”,战国时期的新兴士人是封建专制国家“臣”的前身,而这部分士人由于自身社会地位不高,故借助黄帝传播自己的思想、增加话语权。由于黄帝与道家的密切联系,且《庄子》一书亦有不少关于黄帝的记载,其中数处描述与《十大经》极为相似,故文中亦借助出土文献汉墓帛书《黄帝四经》对比了黄老之道与老庄之道的对立统一关系。第三章考察了黄帝神仙身份的生成过程。动乱的年代滋生先民对于生命长度的思考,封建专制制度的确立使统治者得以调动更多的权力和资源寻求长生之术,尤其在国力相对强盛的西汉。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黄帝又以其独特的地位成为得道成仙的代表,司马迁以隐晦之语表达了对渴望求道成仙之人的批判,而《史记》对黄帝的刻画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统治阶层对黄帝地位和形象的总结,黄帝完成了其在汉代之前动荡飘摇而又异彩纷呈的特殊历史时期的使命。汉代以后可见的有关黄帝的记载已经很少了,即使是对黄帝事迹的再叙述也未曾脱离此前设立的界定范围。结语对黄帝的多重形象作了简要总结。黄帝由代表上天的“皇天上帝”演化而来,但不同于汉代作为神仙系统一员的黄帝,二者之间隔着一位人间帝王的身份鸿沟,这表明黄帝的形象是在先民从对天的盲目尊崇到对人事的侧重与转移这一认识过程中被逐步塑造的。黄帝的身份虽多,却并不突兀,因为其处于中国各种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从尚未稳定到基本确立的先秦至汉代,这种特殊的环境是无法被复制的。因而在汉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定型之后,再没有谁如黄帝一般在具有多重迥异身份的同时还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与尊重。黄帝崇拜这一现象,值得被历史也有资格被历史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