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防卫是刑法理论中重要的正当化事由,也是当代各国刑事法为保护公民权利所做的立法保留。近年来系列热点案件的妥当裁判和配套司法解释、指导案例的出台并不意味着我国正当防卫的认定方法及判断理念已完成转变,部分案件在社会舆论裹挟下取得的个别公正实则难以掩盖当下我国正当防卫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存在的偏差。因此,应选择怎样的认定方法才能让正当防卫制度在一个趋于合理的边界范围内活跃成为刑法教义学研究无可回避的重要议题。文章具体分述如下:第一部分主要对正当防卫司法认定的现状和问题进行考察。自1997年《刑法》修订以来,正当防卫条款并未发生任何变化,但涉正当防卫“类案”的裁判结果发生天翻地覆的转变。在充分肯定系列指导案例和司法解释的作用的同时,必须对如此巨大的司法转向保持谨慎。司法机关对正当防卫制度从未构建起体系化的认定模式,正当防卫的裁判在一定程度上遭受了司法外部环境的影响与干涉。第二部分主要对正当防卫的正当化依据进行思辨。一切关涉正当防卫制度的研究不应脱离正当化依据这一本质问题,正当防卫的司法认定同样受到正当化依据的上层指引。正当防卫作为古老且重要的正当化事由,起源于人类自我保护的生物本能和天赋权利。在人类依据社会契约进行结合的过程中,国家以立法的方式实现正当防卫的合法化与规范化。通过纵向维度的历史梳理和横向维度的比较研究不难发现,个人保护与法确证的二元理论具有合理性,但仍需在我国宪法秩序下对保护原则与法确证原则进行本土化转译,实现正当防卫本质同我国基本国情与刑法规范的相互适应。第三部分主要在刑法体系内部对正当防卫成立的理论模型进行重构。传统要件理论极大压缩了价值判断和规范评价在违法性阶层的存在空间,引发了司法实践中“唯结果论”等情形的出现。本土化的二元论依据为正当防卫的司法认定提供了一种阶层式的判断进路,正当防卫的认定需经历“防卫权前提→防卫权实质”两个层次的检验,以打通正当防卫一般理论和司法实践的沟通桥梁。第四部分主要在刑法体系外部对正当防卫司法认定进行慎思。刑法体系外部的司法理念已成为影响个案裁判的重要因素。司法实务中,判断立场的转变和整体性思维的强调对个案公正的实现具有推动作用,司法者对正当防卫条款的适用应作契合时代要求的“动态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