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贝娄（1915——2005）是20世纪最重要的犹太裔美国作家之一。在长达六十多年的写作历程中,贝娄为世界文坛贡献了11部长篇小说和多部短篇作品。现代性忧思和对孤立个体的人道主义关怀是其创作的主要内容。贝娄以其深厚的人文修养和对当代文化的细致洞察,为世界文坛输送了“晃来晃去的”约瑟夫、“雨王”尤金·亨德森、摩西·赫索格、查理·西特林等经典形象。但与此同时,贝娄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塑造也引发了长久的争议,批评的声音时有听闻。马德琳、莱娜达、丹妮丝、玛格丽特……相对于立体生动的男性主人公,这些女性形象是否显得扁平和扭曲?如果是,那她们的“被扭曲”与社会历史背景有怎样的关系?作家“扭曲”描写的主观动机是什么?面对评论界的质疑,贝娄如何调整了他的写作策略?其效果又如何?在女性形象之外,作家是否在男性形象之中寄托了更为丰富的情愫?这些问题,都有待于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出发,进行逐项梳理与解答。贝娄写作的成就与缺憾,折射出西方文明的辉煌与危机,而女性主义批评则恰好提供了质询西方文化的视角和尺度。犹太民族身份与美国生活经验为贝娄架构起小说的价值观骨架,也为他的创作实践提供了不绝如缕的素材和灵感。与此同时,贝娄的小说也表现出作家对社会现实和艺术创作的错杂态度。如青年时代贝娄也曾热衷于追随托洛茨基的脚步,但是后续革命信仰的失落,使作家对新左派的社会运动持保守立场;以及虽然出身于犹太家庭,但是由于反犹主义盛行,以及唯恐被民族标签遮盖了文字内涵等因素的影响,贝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愿以“犹太作家”的身份示人;最后,贝娄虽然声称自己反对现代主义创作中将个体孤立隔绝的做法,但是在他的作品中,却经常以被孤立的个体作为主人公。这些相互矛盾的观念和立场,往往在他的小说中双向展开,深邃的思考和幽默的笔触使作品充满辩证性张力。除此之外,作家个人的婚姻生活和情感经历,也对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和两性观念产生了直接影响。四段失败的婚姻经历和持续不断的离婚官司,都在他的文学创作中有直观的体现。《塔木德》中丈夫研习经书、妻子操持内外杂务的家庭掠影,是贝娄大部分小说中男主人公的理想家庭结构。同时,这种脱离时代背景的个人中心主义幻想,也是导致他们夫妻不合、家庭裂隙的主要原因。究其根源,传统犹太家庭观念显然已不再符合当代妇女的婚姻期待。以《晃来晃去的人》和《赫索格》为例,当贝娄笔下的男主人公们试图模仿犹太传统中“书斋里的沉思者”时,他们的妻子或许已经无法照盘接收那些教条和规训。从更宏观的角度讲,贝娄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运动中持保守立场,他对传统家庭主妇的期待,与女性主义者对将成为家庭主妇作为人生梦想的潮流的指责针锋相对。他所试图挽留的,也正是女性主义者们鞭辟入里要抛弃的。当时代浪潮席卷而来,贝娄的家庭观念与两性观念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以《洪堡的礼物》和《奥吉·马奇历险记》为例,贝娄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建构大致分为两个方向。一种如《洪堡的礼物》中的丹妮丝和莱娜达,沉湎于欲望和享受,美艳但危险。她们体现了主人公对爱人的渴求与其生就的厌女倾向之间的割裂,对爱情的真切向往与性的双重标准使他步入情感的困境。另一种如凯瑟琳和《奥吉·马奇历险记》中的丽贝卡,她们纯洁但懦弱,甘于奉献,甚至显得有些愚蠢。这类形象则占据了艾希纳所谓“神圣的中介者”的位置,她们在象征意义上的虚空状态使其同时具备纯洁和无足轻重的特质,而唯有处在这种被动的无攻击性的辅助状态时,文本中的女性才有可能得到男性创作者的同情和尊敬。从本质上讲,这两类形象是父权制文本压抑女性的两类不同形态,她们是同一的。面对学者们对其性别观念的批评,贝娄推出《院长的十二月》以示反驳。在小说中,贝娄着力塑造了家庭内部和外部的“女性神话”。在家庭内部,夫妻二人相互扶持以对抗政治高压;在家庭外部,瓦勒丽亚领导的“女性爱的共同体”与芝加哥黑暗的政治舆论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然而无论是“离家的妻子”还是“强势的女性”,在贝娄的创作中都不止一次出现过。通过解析这两种女性形象的发展序列,可以发现潜藏于“女性神话”构建之中的“丈夫的焦虑”。同时,以性别角色置换构筑伟岸女性形象的文本策略,其本质也依然是对父权制度的卫护。经过对两种“女性神话”的辩证讨论,论文竭力避免了对贝娄女性观及其发展持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一元论观点。在早期作品中,作家小心翼翼地表达自己对父亲认同的渴望。这种表述往往以神话原型的假面出现,并借由原型中的父子伦理隐喻现实中的父爱缺失和父子矛盾,由此延伸至主人公的身份焦虑和社会认同问题。到了中后期的作品中,塞吉维克所谓的“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已得到直言不讳的表达。比起异性,主人公们更渴望同性的认同,也更认可同性的价值标准。他们对同性联盟的渴求在作品中得到显明的体现,恐同、被压抑的男同性恋倾向以及男性气质间的冲突蕴藏其中,解构并维系着男性同盟。索尔·贝娄的文学创造揭示出他作为男性作家的性别想象和价值标准,作品中的角色建构和评判尺度带有浓郁的个人气息和时代色彩。与此同时,作为映射历史风貌的曲面镜,贝娄的小说也曲折地传递了父权制社会中女性的生存境遇,以及美国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婚姻情感生活中可能遭遇的悖谬之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