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金融是当下我国经济行业不可或缺的部分,其中的集资作为新兴的融资模式,是传统模式的升级,给予了中小微型企业成长的大好机会,并带动了金融行业闲置资金的融通。但值得关注的是,其独具新颖性和时代特征,往往被不法分子所利用,进行非法集资等活动,带来巨大风险,造成社会不稳定。自互联网金融发展以来,我国一直在摸索对它的监管模式。刑法作为最后的保护屏障,对监管互联网金融的集资行为更是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互联网金融中的非法集资行为具备了犯罪所应有的基本特征,属于犯罪行为,理应被刑法规制;并且该类型的刑事案件愈来愈多,例如“东方投资”案、“e租宝”案,此类案件在规模、涉案人数和金额上,都是传统非法集资行为所不能及的,对投资者的财产以及整个金融秩序都造成了严重影响,因此,刑法规制具有现实意义。但是,刑法规制与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思维存在摩擦,相关条文规定本身也存在入罪范围大、犯罪门槛低,量刑模式单一等不足,对具体条款内容亟需进行必要的调整。首先,可借鉴域外较为成熟的相关思维模式和刑法规制,即正视互联网金融的重要性,给予其合理的自由空间,在已有基础上强化金融法律的监管作用,将刑法作为最有力的后续保障。其次,我国刑法规制自身也需要完善,主要包括:要让宽严相济政策得到真正贯彻,要适度调整入罪范围及门槛,并适度降低法定刑,增设资格刑。最后,刑事司法也是关键环节,可设专家库,加强司法工作人员的专业化程度,并完善案例指导制度。努力从多方位完善互联网金融中非法集资类犯罪的刑法规制,并最大程度保护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