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规制是有关国家政府所采取的一种较为温和的改革措施，其目的在于通过适当的刺激，使被规制企业的内部效率不断提高。长期以来，网络型产业一直是政府制定规制政策、实行规制改革的对象。如何针对网络型产业制定恰当的激励规制契约，从而促进网络型产业效率的提高，保证其绩效的增长，这是规制经济学和网络产业经济学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电信产业作为网络型产业中较早实行激励规制的产业，对其激励规制绩效的研究最能反映激励规制政策实施的效果，也为改善网络型产业整体绩效提供参考。 我国电信产业目前所实施的激励规制基本属于低强度的激励规制，规制竞争的缺乏及相应的激励不足，易导致规制结果与其初衷相背离，导致产业效率的低下和社会福利的损失。为了提高规制绩效，加快规制改革，就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这既包括激励规制强度的设计，也包括制度层次上的变革。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首先，通过对激励强度与激励绩效相互关系的分析，从理论上探讨激励规制政策强度对电信产业绩效的影响程度；其次，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择有关模型和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判断我国电信产业中所实施的激励规制政策的绩效如何；最后，通过对电信产业激励规制理论与政策的研究，分析我国电信产业中存在的问题，寻找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探讨电信产业的改革关键和改革方向。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上，将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在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下，运用西方经济学以及数学规划理论来研究激励规制对电信产业绩效的影响：首先对前人在激励规制绩效的理论研究方面所作的贡献进行了论述，并对激励规制绩效的研究中所涉及到的概念一一做出界定，在此基础上，试图通过对激励强度与激励绩效相互关系的分析，从理论上探讨目前电信产业中的激励规制政策强度以及对电信产业绩效的影响，同时也指出了在激励规制绩效的研究方面较常采用的评价方法。其次，简要介绍了电信产业的激励规制改革以及中国电信产业的规制改革历程，并从资费定价和接入定价两个方面着重阐述了目前中国电信产业的激励规制定价现状。再次，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择有关模型和数据对我国电信产业进行实证分析，以判断我国电信产业所实施的激励规制政策的绩效：第一，对电信产业的激励规制效率分别从技术效率、配置效率和总生产效率的角度进行了评估，同时将电信产业的技术效率又进一步细化，分别测算了本地服务业务和国内长途服务业务的纯粹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并通过改变所选取的因变量的不同而将电信产业的技术效率的变化进行了验证；第二，从服务绩效的角度对电信产业的激励规制绩效进行了探讨，考察了电信服务绩效的用户满意度和用户申诉统计两方面的数据，并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第三，对电信产业的激励规制财务绩效问题从生产要素的投入、市场集中度、电信资费价格水平的变动以及电信业务结构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在低强度激励规制下的中国电信产业存在配置非效率，并且电信产业中市场集中度的降低以及APRU值的下降与激励规制之间没有显著联系等结论。最后通过对电信产业激励规制绩效的研究，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并通过所得结论分析了电信产业激励规制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寻找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探讨我国电信产业改革的关键和改革的方向，并指出本文的研究不足之处以及有待解决的问题。 根据全文的分析，得出以下四方面结论：第一，低强度的激励规制无法刺激被规制企业提高经济效率的理论命题在我国电信产业中得到较好的验证。通过DEA分析显示，我国电信产业所实施的激励规制政策对电信产业技术效率的提高没有显著影响，并且电信产业的技术非效率主要来源于规模非效率。利用DEA方法对电信产业的技术效率、纯粹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三种效率进行了计算，结果发现不论是对本地服务业务的效率计算还是对长途服务业务的效率计算，都没有明显数据显示我国对电信产业所实施的收益率规制提高了电信产业的效率。同时为防止因变量对最终计算结果的影响，又分别以通话时长和电信业务收入为因变量对电信产业的技术效率进行了计算分析，所得结果也基本一致，亦支持目前所采用的激励规制政策对电信产业的效率影响不大的结论。除了对电信产业的技术效率进行了分析之外，还对电信产业的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进行了探讨。其中，通过电信产业职工的平均工资与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比较以及对电信产业的劳动力投入数量的分析，得出电信产业中存在资源配置非效率的结论；利用对电信行业投入产出增长速度的比较，得出激励规制对电信产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不明显的结论，因此电信产业的激励规制需要进一步提高强度，规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第二，在所选取的年份中，激励规制没有促进服务绩效的提高。在所研究的年度内，电信产业的服务绩效没有明显的提高或降低。在所研究的四家主导电信运营商中，由于使用移动电话的人数增多，因此对移动电话的投诉要大于对固定电话的投诉。在两家固定电话运营商中，中国网通的整体服务绩效要逊于中国电信；在移动电话运营商中，中国移动在服务质量和资费争议方面比中国联通差，但是在通信质量上要优于中国联通，然而这与中国移动的市场份额大于中国联通的市场份额也有着一定的联系。第三，低强度的激励规制导致被规制企业对资本过度投资的理论命题在我国电信产业中未得到经验支持。尽管我国电信产业实施的基本属于回报率规制，但是并没有促使固定资本投资逐年增加，近年来的固定资本投资反而下降。第四，如果以电信业务收入与电信业务总量之比来反映电信综合资费价格变动水平，那么所得数据显示对电信产业的激励规制政策促进了电信资费价格的下降。 本文研究的创新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应用DEA方法将激励规制对我国电信产业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对我国电信产业的激励规制进行探讨分析的论述较多，但大多是从理论模型的角度加以分析，而实证分析也往往是以经济计量方法进行的。本文尝试运用数学规划理论，将DEA方法引入了对电信产业绩效的实证分析中。第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将激励规制对电信产业的效率影响分别从技术效率、纯粹技术效率以及规模效率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在以往对电信产业效率的实证分析中往往仅从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等方面入手，对生产效率中的技术效率的测算鲜少涉及。本文在对电信产业的规制效率的分析中，不仅将激励规制对电信产业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的影响进行分析，又从技术效率出发，分别对技术效率中的纯粹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从而进一步完善了对电信产业的规制效率分析。第三，利用C2R模型和BC2模型对电信产业的绩效问题进行分析，并将中国电信产业的特定影响因素纳入对激励规制绩效的研究中。以往对电信产业的实证研究往往注重对计量模型的引用，本文将数学规划方法中的C2R模型和BC2模型引入研究中：利用C2R模型分析技术效率的问题，通过对技术效率的分析，可以从整体看出激励规制政策是否促进了被规制的电信产业引进先进技术，努力提高自身的生产水平；在研究中引用BC2模型对纯粹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问题进行分析，对纯粹技术效率的分析是剔除规模效率因素后单独测定技术对效率所产生的影响，这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我国电信产业中先进技术的采用能否促进激励规制绩效的提高。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出，我国电信产业目前的激励规制政策并没有显著促进绩效的提升，目前的改革在促进竞争力方面还显得缺乏力度，或者说放松规制的速度太慢。我国电信产业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电信规制体系，其核心是要建立专业化的电信规制机构和市场化的电信规制对象。政策制定者对电信产业激励规制框架的设计固然需要花费更多的心思，但规制机构的政企不分、串谋行为以及规制法规的不完善都会影响到电信产业中激励规制政策作用的发挥，也会降低电信产业的规制绩效。政府部门应积极推进对电信产业的资费改革，促进电信市场的有效竞争，制定有效的接入定价政策，同时要加快电信规制机构的改革，电信产业规制政策的改革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