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是中国古代经济领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产品,中国曾在历史上被欧洲人称为“丝国”或“赛里斯国”(Seres)。因丝绸贸易而形成的商路被称为“丝绸之路”,它不仅享誉海内外,也是中国传统文明的宝贵遗产。而盛唐则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发展的全盛时期,研究这一时期的丝织品外贸活动具有典型意义。盛唐时期的丝织品外贸发展,代表了唐代的最高水平,也是整个中国封建时代丝织品外贸发展的高水平体现。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了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战略,即“一带一路”大战略。它是中国以的崭新姿态融入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战略,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支撑。而这一战略中的“一带一路”,正是由中国古丝绸之路演变而来。因此,研究盛唐时期丝织品外贸的发展,也具有重要实践价值,它将为中国当前“一带一路”战略提供历史借鉴。本文主要通过七个部分对此进行了阐述。第一章是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选题的背景、意义、文献述评以及研究设计、概念阐释等方面的内容。第二至六章,分别从产地、管理、输出输入、商路和货币流通等五个方面对盛唐时期的丝织品外贸活动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第二章考察了盛唐时期(712-755年)丝织品的产地分布状况。通过对《通典》、 《唐六典》、 《元和郡县图志》和《新唐书》中的相关记载的整理,总结出盛唐时期的丝织品产地分布情况。并对盛唐时期丝织品的种类进行了考察。最终得出结论,盛唐时期的丝织品产地覆盖面广、产量高,但同时又存在着产地分布不均衡的问题。第三章考察了盛唐时期(712-755年)政府对于丝织品外贸活动的管理。在唐代,丝织品是一种战略物资,同时又具有货币的功能。因此,政府对于民间输出丝织品有严格的限制。一方面,限制丝织品输出种类,尤其是比较高级的丝织品,不允许私自带出境。另一方面,对于普通丝织品的交易,也有严格的地域限制。在具体的管理措施方面,唐政府运用了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制定法律条文、推行过所制度、推行市舶使制度等手段,拥有一套完善的管理体系。总体上来说,盛唐时期政府对于民间丝织品外贸活动是严格限制的,这种态度有助于政府控制丝织品外贸,但从长远上来看是不利于丝织业发展的。第四章考察了盛唐时期(712-755年)丝织品外贸中的产品输出与输入情况。首先,对《册府元龟·外臣部》中有关唐代丝织品输出的史料进行了整理与统计,计算出盛唐时期丝织品的输出规模及其在整个唐代所占的比例。其次,还对盛唐时期丝织品的输出方式进行了考察,主要包括朝贡贸易、互市贸易和民间贸易以及走私。其中,朝贡贸易和互市贸易是主要的输出途径。此外,还考察了盛唐时期丝织品外贸中输入产品的种类等。总体上来说,盛唐时期的丝织品外贸活动是被官方所垄断的,其输出规模创唐代之最。同时,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输入产品的价值要远低于输出丝织品的价值,是一种不等价交换。第五章考察了盛唐时期(712-755年)丝织品外贸的商路,主要有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其中陆上丝绸之路的主要线路是由长安出发至敦煌,然后分别出阳关、玉门关、伊吾,再分别至碎叶城和葱岭,最终抵达北边的西亚、中欧地区和南边的南亚地区。海上丝绸之路则主要有东线和南线。东线自登州出发至朝鲜半岛、日本。南线自广州出发,过马六甲海峡,穿越阿拉伯海,最终抵达西亚和东欧地区。陆、海两条丝路,将长安与阿拉伯贸易圈、南亚贸易圈和东南亚贸易圈连接在一起。促进了国内区域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中央贸易圈,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海贸易圈和以敦煌、西州为中心的西域贸易圈。第六章研究了盛唐时期(712-755年)丝织品外贸中的货币流通。首先考察了唐代“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在这种货币制度下,丝织品常被赋予货币功能。其次,考察了盛唐时期丝织品外贸中的货币形态问题。结合考古资料,笔者发现盛唐时期丝织品外贸中的货币形态具有多样性的特征,既有实物货币绢帛,又有唐代的铜钱,还可能有外国的钱币以及民族钱币。值得一提的是,盛唐时期是丝路贸易发展的极盛时期,但并没有形成统一的丝路货币。第七章是对盛唐时期(712-755年)丝织品外贸现实意义的考察。目前,与此相关的最大的现实便是中国推行的“一带一路”战略。尽管历史背景、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两者之间存在本质区别,但由于商路的重叠等因素,它们之间还存在着一些联系。本章首先对盛唐时期丝织品外贸做了整体的评述,在对两者的比较分析中,探讨盛唐时期丝织品外贸对“一带一路”战略提供的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