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派是一个长期被文学史误读的流派。本文以“国家、民族”作为进入战国策派的切入口，力图避开政治化的思维模式，对战国策派的理论主张和文学创作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细致的解读，从而还原历史的真实，揭示他们的丰富与矛盾；同时也尝试从另一角度——“国家与民族”——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阐释提供一种探索。 本文内容主要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现实关怀与民族远景。从40年代特定的战时环境，探讨战国策派学人游走于现实救亡和民族文化重造之间。他们既瞩目于抗战的现实政治又凝眸于民族的文化远景。在现实救亡的刺激下，他们在国家(民族)／个人的二元对立框架中表达着对国家的理论建构，以国家为指归而忽略了个体价值，以对现实政治和政府的同情取代了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立场；同时他们又站在民族文化重造的立场，呼唤着一种与传统文化不同的刚性文化，并且从对民族原始生命力的呼唤与取法西方两个方面致力于民族文化的重造。对文化重造的途径取一种辩证而理智的态度。 第二部分：撕裂与建构。以陈铨为例，探讨战国策派文学创作中的意义裂缝。与他们在理论上对国家、民族的张扬相呼应，文学上也张扬民族文学运动，要求文学表现民族意识。陈铨的文学观有其独特个性，他既主张文学的工具性，又要求文学表现普遍的人性。由于这种特殊的文学观，以及创作时理智和感情的悖离，使他在作品中张扬的民族国家话语成为一捆矛盾的集结物：包括个人话语与民族国家话语的冲突，民族国家叙事与男权话语的交织和纠葛等等。文学意义的裂缝与叛离凸显出战国策派的丰富与复杂。 第三部分：返观与沉潜。本文认为，战国策派并非是御用的政治团体，而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学术团体，他们以不同于五四的社会启蒙方式践行着“改造国民性”的时代命题。由于40年代特定的时代语境，战国策派关于国家、民族的言说遭到了左翼思想界的批判与否定，究其原因，多由于不同的政治文化心理与学术背景，以及阶级话语和国家民族话语的严重对峙所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