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对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重大贡献的风格型作家,他的小说把“北京味”语言与具有现代特征的幽默叙事结合在一起。本文不做单一的老舍小说叙事分析或者是老舍小说的文学史意义的研究,而是进一步研究老舍幽默叙事的变化与老舍小说创作本身之间的互相生成关系,探求老舍是如何以幽默叙事为开路利器,以“笑中有泪”的悲剧精神,以一个不属于任何流派团体的“局外人”的尴尬身份与处于社团化状态的中国现代文学进行磨合与融入,从而在大师如云的现代文学史上寻找并确立自己位置。文本试图在现有的老舍研究基础上,将具体的老舍小说幽默叙事研究,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大历史文化语境结合起来,将细致的文本研究放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学史视野当中,将“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一个大的叙事环境,把老舍幽默叙事变化的研究作为其特定历史文本中的叙事个案进行还原性的研究。本文从文学史的外部考察进入小说文本的内部研究,在小说幽默叙事生成和发展与文学史、社会文化历史语境变迁的交叉碰撞中,探讨老舍幽默文学的特质,以及带有一定“异质性”色彩的作家老舍如何在由文坛的“局外人”身份参与到现代文学的建构之中,由二十世纪文学史的边缘趋向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心。本文对老舍童年至成年的底层家庭环境、旗人文化背景、英国留学经历、以及个人遭遇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作家的幽默意识的形成和幽默观念的变化,与其来自民间、来自社会底层的童年经历相结合来分析,发现老舍小说幽默叙事的生成与老舍早年经历的互动关系。老舍幽默大师地位的奠定、其小说幽默叙事的最终生成,与中国现代时期的中国文坛总共有三次大的碰撞磨合,第一次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五四”思想对老舍幽默叙事的冲击与激活,“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白话文成为小说创作的主要工具、东西方文化交流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以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相交与汇合,这时期老舍小说第三人称的内聚焦的转化和运用使得小说中人物的视线盲点暴露无疑,生成了通过人物和叙事者的视角转换生成的幽默叙事,而这种温和的批评幽默叙事与鲁迅小说幽默叙事中冷峻的批评形成色彩强烈的对比。老舍与现代文坛的第二次重大磨合是在社会历史环境进一步复杂,各种文学社团杂志竞生的三十年代发生的。人物与反讽性环境的冲突所生成的幽默叙事成为老舍这个时期小说创作突出的特点,而这种以人物和环境冲突为矛盾点生成的讽刺性幽默,与作家张天翼小说中存在的含有幽默性质的讽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对照也体现出三十年代保持相对独立创作状态的老舍与张天翼所代表的左翼意识形态之间的某些差别和异质性。老舍与现代文坛的第三次重大磨合是与抗日战争的爆发密切相关的。老舍全身心投入了抗日文艺的创作和组织活动之中,对抗战有益的一面成为其小说叙事的主要部分,而其早年的思想观念成为隐含作者潜在于其四十年代的小说创作中,叙事者与隐含作者的分离形成了老舍小说一种独特而又深刻的小说幽默叙事的模式。这种特点在作为延安文学代表赵树理小说的幽默叙事中就少有出现。这也成为一种四十年代文艺“大众化”路线下的、曾受“五四”影响的知识分子的文学创作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融合的独特方式的体现。老舍在意识形态和社团流派创作为主导的现代文学史上,通过其独一无二的幽默叙事风格、融东西文学风范与一笔的娴熟幽默叙事技巧,以一个与任何流派都保持了一定距离的“外来者”身份,在大师云集的现代文学史上赢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