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世纪交替之际,中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义和团运动。义和拳民打着“扶清灭洋”旗号,围攻使馆教堂,残杀教士洋人,接着发生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0年8月,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两宫西逃,大清帝国遭遇了“二百四十年未有之奇祸”。为挽救危局,清政府与列强展开了近一年的议和谈判,最终在1901年7月同德、英、俄、法等十一国签订了《辛丑条约》。庚子、辛丑年间的议和过程,固然以中外交涉为主线,但跳出中外关系的框架,以内政角度审之,便可发现已有研究仍存颇多历史盲点乃至空白。庚子之乱致原有决策机制发生故障和失灵,但另一面也使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和袁世凯等疆臣大吏有了直接参与甚至主导中枢政治决策的机会。从“东南互保”到庚辛议和,为因应危机,他们对内果断决策、稳定人心、互通信息、沟通协调,对外积极联络、打探消息,竭力磋磨,力图“能补救一分,庶少一分之患”,以一己之力,助风雨飘摇之大清幸免瓜分。此辈大吏在应对议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态度、策略和措施,以及彼此间的沟通协调亦构成这段重大历史中的重要一面。本文在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着重依据上海图书馆最新公开的盛宣怀档案,以及近年来整理出版的《李鸿章全集》等新旧史料,拟探讨直接或间接参与庚辛议和的疆臣大吏就当时危机的因应,通过对大吏之间、大吏与枢廷之间的沟通协调之史实补充和分析,希冀呈现庚辛和谈另一层面和更多历史细节。此外,本文还根据盛宣怀时居信息中枢之事实,运用传播学的理论、方法与视角来解读相关史料,分析建立在信息的收集与判断基础上的决策过程,搜集信息传播过程中所反映的重要人物的特质、地位、影响等历史信息,揭示大吏因应背后所潜藏的信息传播机制,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这段“熟悉”的历史中所“熟识”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