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雅士多赏音识乐,略览《全唐诗》,自唐太宗《琴》诗首开咏乐器之风,有唐一代,直接以“琴”、“瑟”、“琵琶”、“筝”、“角”、“笛”、“箫”、“觱篥”等字眼儿为题目的诗歌就达四百余首。以“听琴”、“听某人弹奏某乐器”为题,表达知音难求、士子不遇、思乡怀国、离愁别恨等情感的作品,更是数不胜数。若再从大量奉制、宴游、科考、僧诗、文人仿民谣等作品中,找有关音乐描写的,则用“浩如烟海”来形容,毫不为过。而数目如此之多的音乐诗作,自唐代始,文人学者对其鉴赏、品评多集中在有限的几个诗人和有限的几首作品上,如白居易《琵琶行》、韩愈《听颖师弹琴》、李贺《李凭箜篌引》。本文通过研读《全唐诗》咏唱乐音、器乐的诗歌作品,并联系唐代音乐文化制度、统治者文化艺术观、文人与乐人唱和交往相互影响等因素,揭示大量咏乐、记乐诗歌出现的历史文化背景。同时,为音乐诗划分类别,揭示其蕴含的知音难求、家园意识等典型文化内涵,以及空白艺术、神话传说、典故运用等等写作技巧。肯定其审美价值之外的史料价值和宗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