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来说，问题银行主要具备的特征包括存在缺乏流动性、缺乏资本清偿能力、资本充足率不足、资不抵债等问题，在困境中无法实现自救，甚至面临着破产危机等。而如果不能及时采取适当的措施处置问题银行，就会引发金融恐慌，使国民对国家经济体系、政府的执政方针产生怀疑，乃至于引发政局动荡。因此，世界各国政府、中央银行以及金融监管当局不断探究应如何处置问题银行这一问题的进程。目前，美、英、日等发达国家在如何处置问题银行这一问题上，找到了一些答案。因此，对于金融体制尚不健全的国家来说，能够认真总结和借鉴发达国家在该领域的经验和教训，梳理问题银行处置过程中的程序和原则，有助于完善本国的金融监管机制。　　在处置问题银行的过程中，常常需要借助政府救助的力量，而政府又需要在顾及短期成本、长期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等多个因素的条件下，从繁杂的处置方案中，选择最合适的处置方式。此外，本国的意识形态及文化特点，也是政府在处置问题银行过程中需要考虑的特殊因素。尽管各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其他国家无法在实践过程中完全复制发达国家的处置方式，但是在考量的核心内容、需要权衡的利弊关系等方面，仍存在着很多相似或相同之处。　　美国是世界上金融业最发达的国家、商业银行最兴盛的国家、也是问题银行处置经验最丰富的国家。经过利率市场化和金融危机两次影响较大的事件后，其在对问题银行处置方式的选择上也日臻成熟。而我国虽然在2015年正式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但在问题银行的市场退出机制和处置方式上仍存在较大完善空间。由于在处置问题银行过程中出现了“过度行政化”的现象，导致大量社会资源被过度浪费或低效利用，拖慢了完善金融体系的步伐，为我国的国民经济带来了消极影响。因此，对美国在处置问题银行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进行认真的研究、分析和总结，并结合我国特有的国情和发展规划，尽快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对于改善当前的局面是非常有帮助的。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理论联系实际、以及比较分析法三种研究方法，通过构建多元 Logit模型就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对问题银行处置方式的选择行为进行研究。基于研究处置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以及不同处置方式对不同类型问题银行的效用指标，为存款保险公司对不同类型问题银行选择适当的处置方式提供选择依据。此外，本文通过分样本分析的方式，观测时间、地理分布、基金类型等不同因素对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选择处置问题银行方式的影响，进而为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提供一些参考。　　本文的框架结构共分为四个部分七个章节，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部分包括第一、二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介绍问题银行及其处置方式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阐明本文的研究内容、框架及研究方法，并指出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二章则主要对本文研究课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归纳和总结，并分析多元Logit模型对本文研究问题的适用性。近些年来，有大量的书籍、期刊、网络等文献资料对问题银行的界定、产生原因、不同处置方式加以研究。根据专家和学者们的分析和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目前对问题银行的界定还没有一致的说法，问题银行产生的原因既有银行自身的因素，也会受到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而各种处置方式也有其不同的特点和适用对象。本章将回顾与上述方面相关的文献，对相关理论及分析进行归纳，并结合离散选择模型的不同类型及特点，对多元Logit模型对本文研究问题的适用性加以论证。　　第二部分包括第三、四章。第三章主要探讨了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在处置问题银行时的原则和基本程序，从中借鉴经验，以免问题银行的传染性给整个经济体系带来消极影响。第四章则从理论上分析了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对问题银行的三种主要处置方式及其类型和特点。金融体系的稳定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和政治的稳定。金融监管当局、中央银行以及政府其他相关部门都会对问题银行施以救助，但并不排除直接关闭问题银行的可能。而由于经济发展和法制变革，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对问题银行的处置方式不断发展变化。在1991年之前，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在选择问题银行处置方式时可以考虑的因素包括在当地提供银行服务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等。而随着《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FDICIA）》的通过，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只能采取成本最低的方式对问题银行进行处置。　　第三部分包括第五、六章。第五章基于前文对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对问题银行处置方式的分析，以及多元 Logit模型对本文研究问题的适用性分析，以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官网公布的、1980年-2016年问题银行的相关数据作为总体样本，通过构建多元Logit模型，对模型参数以及不同处置方式对不同类型银行的平均效用进行实证分析，以探索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在选择问题银行处置方式时的选择依据。考虑到总体样本的时间跨度较大，存款保险制度在此期间受到了一些变革和冲击，为了进一步考察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和本文结论的说服力，并根据数据可得性，第六章将分别基于不同时段（1980年-1991年、1992年-2005年、2006年-2016年）、问题银行地理分布（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剔除部分样本以及保险基金类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基金、资产重组托管公司基金、银行保险基金、存款保险基金）的方式进行分样本分析的稳健性检验，进一步探求“效用”指标对选择问题银行处置方式的影响。　　第四部分为第七章，主要对全文进行概括，并分析对我国问题银行处置方式选择的借鉴意义，同时指出本文在研究中的不足。基于大量文献资料和实证数据，对1980年-2016年期间，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在处置问题银行时，在多种处置方式中通过离散选择的方法进行对比分析，通过分析相关理论，并利用多元logit模型计算不同处置方式的平均效用，可以得出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有理由将“平均效用”这一指标作为选择问题银行处置方式时的重要选择依据。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首先应要求存款保险机构对问题银行采取适当的处置方式，即遵从成本最小化原则，根据问题银行的存款量和资产规模测算不同处置方式的效用指标，尽可能平稳的将问题银行的剩余价值回收，并化解金融风险。其次，要及时收集关于处置成效的反馈和评价，不断完善风险预警机制、问题银行判定标准、以及处置方式选择等。再次，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强化存款保险机构的法律职能。尽快制定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各方权利、责任和义务，增强存款保险公司的约束力，使得存款保险制度在法律层面上得到保障。同时，在不改变现有监管格局的前提下，银监会与存款保险机构应各有分工，即银监会负责决定是否接管或撤销问题银行，存款保险机构负责组织接管和实施清算。最后，在处置问题银行的过程中，应明确存款保险机构的主体。例如在处置问题银行的资产时，由于主要涉及不良债权和相关抵质押物，可以委托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合作方，专门处置问题银行的不良资产，使得在提高资产处置效率的同时，也得以尽可能的挽回问题银行的资产价值。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基于多元Logit模型中提出的“效用”分析框架，通过分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的方式，观测时间、地理分布、基金类型等不同因素对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选择处置问题银行方式的影响，进而为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提供一些参考。然而，对于问题银行的具体个案来说，由于随机效用的影响，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可能不会选择平均效用最高的处置方式。因此，本文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于未能分析影响随机效用的因素，这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