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农民工向中西部回归的趋势更加凸显。当前积极引导和促进返乡农民工稳定就业，对于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具有积极作用。本文以家庭禀赋、有限理性为研究视角，基于贵州、四川、河南等中西部六省市的调查数据分析得出：中西部六省市返乡农民工的家庭禀赋水平偏低,返乡农民工就业稳定性较差。稳定就业返乡农民工家庭人力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家庭经济资本禀赋水平高于非稳定就业返乡农民工，而家庭区位资源水平低于非稳定就业返乡农民工。返乡农民工稳定就业行为的有限理性实现程度偏低，特别是心智成本、信息成本两个维度。　　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家庭禀赋对返乡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个人特征中性别因素是影响返乡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重要因素，女性返乡就业稳定性要高于男性。返乡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受到家庭禀赋的显著影响。返乡农民工的家庭人力资本中劳动力人数、劳均受教育程度、劳均年龄这三个指标对就业稳定性显著影响。返乡农民工家庭社会资本的四个指标全部稳定显著，家庭社会资本是影响返乡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重要因素。家庭住房状况、家庭住房市场估价、家庭经济状况对返乡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显著正影响，家庭经济资本也是影响返乡农民工稳定就业的重要因素。家庭区位资源对返乡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影响较弱，家庭住址距乡镇距离、家庭住址距最近县城距离对返乡农民工稳定就业显著负影响；家庭自然资源（土地）对返乡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影响不显著。利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得出，认知差异、心智成本、风险偏好、信息成本对返乡农民工稳定就业行为偏差显著影响。返乡农民工的认知能力越高、风险偏好程度越低，花费的心智成本和就业信息成本越高，返乡农民工有限理性实现程度越高，进而其稳定就业行为偏差越小。基于此，文章从禀赋优化、有限理性两个角度提出促进返乡农民工稳定就业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