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地理限制,西汉时期的东亚大陆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性国际大陆体系,如果跳出以中原为核心的传统史观,用现代国际理论去解析西汉时期的各个国家的互动与联系,以综合国力、外交往来和多个政治行为体表现为考量,就会发现西汉时期的东亚国际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以西汉为核心的“朝贡体系”,而是以匈奴、西汉两大政权对立竞争的两极格局。武帝继位后意图打破两极格局枷锁,扭转东亚政治体系,听取张骞所议,将着眼点放在了匈奴经济物资补给中心西域上,欲断匈奴“右臂”而“威德遍于四海”。在西域决心进入西域之前,匈奴已经在西域建立起完善的以其为主导的政治格局,凭借该西域体系匈奴达成了征调物资、经济补给、政治同盟、战略优势等一系列目的,并通过对西域交通线的掌控,享受着东西方过境贸易所带来的庞大财富。乌孙西迁建国后,依凭优良的自然环境和勤劳的乌孙民众,短短几十载就摆脱匈奴掌控一跃成为西域首屈一指的地区性大国,而崛起的乌孙不论是军事实力、政治影响力还是地理位置,都注定了它将成为汉匈两极格局下一个重要的诱变因素。西汉自决定进入西域,便将乌孙作为构建西域新格局的经营重点,积极与之发展外交关系,包括联姻、馈赠、贸易等,最终在西汉的不懈努力与西域局势变动的多重因素影响下,促成了汉、乌军事同盟的形成,并一战击破匈奴,引起连锁反应,严重动摇了匈奴在西域的统治,随即诱发匈奴国内政局动荡进而导致汉匈两极格局的崩溃,东亚整体政治环境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进入到了东亚政治、经济、文化蓬勃发展的大进步时期。取匈奴旧有体系而代之的是西汉主导下的西域新政治格局,它的建立、延续及发展对当时和后世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真正意义上首次将西域同中原地区在各个层面上紧密的连接在了一起,为我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促进东亚地区与中亚乃至地中海沿岸诸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形成独特灿烂的多元素文明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