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已经取得了较多有益研究和探索,但既有研究几乎都否定了该制度中控辩协商的应有内容。司法实践中控辩协商的现实存在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控辩协商亟待获得应有对待,控辩协商程序等方面亟需法律进行明确规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缺失控辩协商程序内容,容易出现诉讼范畴不明确,内容标准不明,协商程序阙如,激励举措不敷等方面的问题。控辩协商的协商内容、协商程序等应当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可或缺的内容,在我国语境下考量实际制约因素,构建有限的控辩协商机制是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行的方式。通过明确控辩协商的法律属性,建构控辩协商具体程序,构设和完善控辩协商的配套程序等举措,不仅可以凸显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协商”属性,使其完全发挥应然效果,亦可将协商的程序运行和各方合法权益保障纳入制度轨道。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部分主要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控辩协商概述,分析控辩协商的含义与应然价值取向,厘定控辩协商与相关制度的关系,论证建构控辩协商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借鉴域外制度的教训经验。第二部分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控辩协商现状予以梳理,明确控辩协商存在的实践困境包括诉讼范畴不肯确、内容与标准不明、相关程序阙如、激励措施不敷。第三部分从传统诉讼理念的桎梏、相关理论准备不充分、现行司法制度的限制等方面分析控辩协商机制在刑事诉讼中建构和运行所面临的我国特有的制约因素。第四部分在前三部分的分析梳理基础上,综合考量控辩协商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制度语境制约因素并斟酌其隐含的风险弊端,有针对性地提出建构控辩协商机制的路径和对策,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提供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