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上市公司在转型经济制度背景下存在较严重的“一股独大”情况，控股股东通过绝对控制权对公司财务行为实施影响，为自己攫取利益。因此，研究制度环境、媒体治理作为外部治理因素是否能够约束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利益侵占行为具有深远的理论参考意义。本文首先理论阐述了近年来发生频率较高的、损害影响较大的三个控股股东利益侵占行为，分别是：控股股东违规关联交易行为、违规信息披露行为和定向增发中操纵股价行为。然后从理论角度分析了控股股东利益侵占行为产生的原因，探究了制度环境、媒体治理对控股股东利益侵占行为作用途径、影响方向。根据理论分析提出假设，并做出实证检验。本文选取各地区市场化总水平、法律和投资者保护水平、政府干预程度作为制度环境替代变量。选取2010年沪深A股存在定价不公允的关联交易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对制度环境与控股股东违规关联交易行为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通过查询2010年深交所公布的主板上市公司诚信档案信息，以信息披露质量评级作为被解释变量，对制度环境对控股股东违规信息披露行为进行逻辑回归分析；选取2012年发生定向增发事项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以8家全国性财经报纸在定向增发前一年对公司的负面报道数量的对数作为媒体治理变量，定向增发定价基准日前连续10个交易日的累计超额收益率来考察控股股东操纵股价行为，并做出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本文实证结果表明：地区市场化总水平越高、法律和投资者保护水平越高、政府干预越少，则该地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非公允关联交易行为越少；地区市场化总水平越高、法律和投资者保护水平越高，该地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操纵信息披露行为越少；在定向增发过程中，媒体对上市公司大量关注与报道，会显著减少公司股票负向累计超额收益率，抑制控股股东操纵股价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