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问题一直是巴特勒思想的核心问题,其主体观影响着她后来的思考方向。巴特勒追随福柯,深信笛卡尔式的自足的、先在的主体并不存在;相反,主体在历史中形成,是建构的产物。如果主体的形成是一种建构,那么,主体在怎样的机制中得到建构?应如何看待身体的物质性?其自身的能动性从何而来,自我解放的潜力又在何处?这些便是巴特勒探索的主要问题。　　 巴特勒对主体构成的系谱学探讨,始于对性别身份的思考,这不仅因为我们通常用性别来区分身体,还因为巴特勒认为,在性别化过程以前或之后并没有一个本源的主体,主体恰恰产生于这个性别化的过程中。为了说明这一观点,巴特勒提出了性别的操演理论。本课题第2章试图总结巴特勒早期的几部著作对性别操演理论所做的阐释,探讨操演理论所引发的争论,并探索巴特勒如何将精神分析理论与福柯的权力生产理论相结合,论证社会主体的形成过程及能动的可能性。　　 巴特勒绝不仅仅是对女性主义理论做出卓越贡献的思想家,她的后期思想更关注实践哲学的领域:政治与伦理。这种转向与巴特勒的主体观密不可分。巴特勒认为自足的主体不是先于政治与伦理问题的本体条件:社会关系网中的权力和社会规范的管制促成了主体的形成。这样的主体如何具备能动性进行政治抵抗,尤其是,如何让被规范话语排斥在外的“卑贱的”生命过上可行的生活,这是巴特勒脑海中挥之不去的问题。实际上,贯穿巴特勒全部著作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构成、什么又不构成一种可理解的生活?如果规范是可理解性生活的框架,那么对巴特勒而言,分析社会规范的性质就显得十分必要了,这导致目前巴特勒的伦理转向。本课题第3章主要从人类共同的脆弱状态、规范暴力、哀悼的权利、如何回应他者的苦难等问题讨论巴特勒的政治和伦理转向。　　 巴特勒认为,作为社会性的存在,从一开始,我们就受制于他人,同时我们的存在又依赖于他者。如果我们承认这种相互依赖的共生状态,承认人类的脆弱,就可能避免暴力的发生。反之,否认人类的脆弱,便会引发循环的暴力给人类带来的伤害。由于暴力使人的脆弱在他人面前以最令人震惊的方式暴露出来,因此巴特勒致力于思考政治选择应如何最大限度地维护岌岌可危的生命。对此,她提出用非暴力的伦理来终结暴力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