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社会结构的改组，新兴的社会群体不断涌现。其中，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尤其是下岗女工，引起了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因为他们的问题对于社会稳定乃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都具有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这些下岗女工在1949年解放后曾被誉为“半边天”，然而，在市场化的转型过程中却沦为弱势群体，被社会边缘化，其社会地位和职业生涯的变迁体现在其不断变化的身份中。她们在再就业的奋斗过程中不断构建着新的社会身份。 该文语料搜集工作是于2004年2、3月间在长春市进行的。长春是中国东北部吉林省的省会。该地区自然资源丰富，曾经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之一。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该地区的大型国有企业曾经在促进中国计划经济繁荣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90年代初期以来，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该地区收到的冲击也最为严重，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而且该地区的下岗女工比中国其他地区要多。 与男职工相比，中国女工在当今的市场经济中遭受到了更多的不公正待遇。中国的劳动力问题专家指出：工作机会的短缺和技能培训的不足迫使女工降低对工作的期望值。被社会边缘化的下岗女工群体的福利和再就业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决策者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 下岗女工的身份，一个具有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的问题，也成为语篇分析的论题之一。语篇可以生成和再生成社会观念、信念和意识形态。政府对于“下岗职工”这一社会范畴的定义以及在政策制定中对“失业”和“(再)就业”的界定也是一种语言上的意义生成过程。因此，政府文件、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报告都被作为在不同领域解决失业问题、促进就业和再就业的纲领性措施而加以分析。 在研究下岗女工的身份问题时，新闻媒体的媒介作用不容忽视。新闻媒体是如何通过对其生活故事的描述来折射其不断变化的身份的?媒体折射的身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对其身份的理论描述?对此类问题的回答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其身份的问题。分析的重点在于有关下岗的新闻报道的体裁结构特征。该文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从体裁上来看，此类语篇由四部分构成，即记者的态度—语境—问题—解决办法。其中，“记者的态度”反映了政府对下岗女工的态度，“语境”反映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大环境，“问题”指大批国有企业职工下岗的问题，“解决办法”反映了政府提倡的自主择业的再就业政策。此类语篇体裁结构的相似性反映了媒体在宣传政府再就业政策方面发挥着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 社会身份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对身份构建的叙事分析。人们总是讲述自己的故事，与别人分享自己的经历。将个人经历转化为叙事语篇的过程以及叙事的方式反映了叙述者身份的某些方面。为了更好地理解下岗女工是如何通过叙事语篇再现其社会生活、社会关系和社会身份的，研究者录音采访了长春市20名下岗女工，以便对其身份构建过程进行叙事分析。 上述有关下岗女工身份构建的三个方面表明了该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即该论文基于当今中国社会的社会语言学现实，抛弃了关于社会身份研究的传统的语言变异理论，旨在揭示下岗女工复杂的身份构建过程。最重要的是，该论文提出了其社会身份多重性的论断，即政府理论描述的身份；媒体折射的身份和下岗女工本人叙事构建的身份。在中国社会语言学有关身份研究的文献中尚未报道过此类将身份视为多重性的意义构建过程的方法。 为了对下岗女工身份的多重性进行详细的说明，该文作者搜集了大量的语料：从互联网的多个网站上，尤其是从“新华新闻简报”网站上，下载了有关下岗女工及其再就业的政府文件，以便分析政府对下岗女工身份的理论描述；为了分析媒体折射的下岗女工的身份，该文从“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上搜集了161篇有关下岗女工的第三人称的新闻报道；为了分析下岗女工叙事构建的身份，研究者录音采访了长春市二十名下岗女工，每次采访持续四十至五十分钟。 为了构建该论文的理论和分析框架，该文对一些有影响的身份研究理论进行了批评性的综述，即Labov的语言变异研究、言语社区理论、实践社区理论、身份的社会构建理论以及身份的叙事构建理论。对这些不同理论的回顾形成了跨学科的、现实主义的视角。 社会构建主义对本质先于存在论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社会结构主义对身份的研究抛弃了“将本质的、核心的特征作为某一集体的成员所具有的独特的特征”的任何固定的范畴(Cerulo，1997：387)，并且强调社会身份构建的多样性。因此，作为一个以实践为基础的概念，身份的构建具有社会性。 此外，人们经常通过叙事来构建其身份，而且叙事也形成了社会交往的主体。不同的叙事层面反映了动态的身份构建过程。因此，对身份的理解离不开叙事分析。 该论文认为，下岗女工的社会身份实际上是中国政府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和历史条件下为了明确的改革目标而进行的理论描述。该论断是通过对相关政府文件的细致分析而得出的。“下岗职工”这一社会范畴的产生与消失是政府根据国有企业改革既定的时间表和现代化进程的总目标而界定的。这种基于社会现实的研究方法将媒体折射的下岗女工的身份解释为媒体响应并宣传政府的再就业政策的标志。 该文借鉴了个案分析方法、Bakhtin和Lemke的体裁分析理论、Labov的叙事分析评价模式以及批评性语篇分析等方法对语料进行了定性分析。上述方法被应用于对三种语料的分析，即相关政府文件、媒体报道和下岗女工本人的叙事语篇。三个层次的分析(即下岗女工个人的叙事语篇、政府机构的描述和媒体的社会性阐释)分别与三类语境(即情景语境、机构语境和文化语境)中的三种身份构建过程(即叙事构建、理论描述和媒体折射)相对应。其中，政府对其身份进行的理论描述是决定性的因素；媒体与政府的相关政策保持一致，起到正确的舆论导向的作用；下岗女工对自我身份的构建必然会受到相关的政府政策和媒体宣传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身份的多重性的特征非常明显。 语料分析表明：下岗女工的社会身份远非限制其语言实践的、固定的社会范畴，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语境中动态的、多重性的意义构建过程。总之，该论文采用现实主义的视角和强有力的分析方法来阐释中国巨大的社会、经济变革中新出现的下岗女工群体的多重性的身份构建过程。 伴随着当今中国日益深化的社会变革，下岗女工这一过渡性的社会群体也在发生变化。为了对其身份进行更全面的阐释，下列领域有待进一步研究。 首先，在该文采访的20名下岗女工之中，多数已经再就业。然而，对于那些尚未找到工作的下岗女工，决策者如何界定其所属的社会范畴?她们自己如何通过叙事来构建其身份? 其次，由于一些受访者不愿意承认其下岗女工的身份，实证研究的民俗性成分还应该加强，以便获得有关其经历的更加自然的叙事语篇。至于在受访者的工作地点或家里进行的社会语言学采访，尽管采访的环境和有关个人经历的话题为其明确地表达对自己的定位提供了一个语境，她们在其他情景下的弥散的实践也值得研究，以便更全面地了解她们是如何主动运用语言构建其身份的，以及其语言实践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这有助于克服“观察者悖论”。由于人力、经费、时间等客观原因所致，访谈对象的数量较少，地域相对集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全球化，新的社会群体不断涌现，其身份塑造过程值得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该论文不仅推进了基于实践的、有关身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而且将语篇分析方法应用于分析现实世界中的问题，以便加强学术研究与社会变革之间的联系。此类着重社会性的语篇分析在中国社会语言学文献中并不多见，是研究语言与社会变革的、最有前途的、综合性的方法之一。 下岗女工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的社会范畴。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政府机构倡导的再就业工程的实施和就业机会的增多，该范畴显示出其不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其身份多重性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有助于揭示影响其身份构建的社会因素以及个人的能动性，有助于理解语篇在下岗女工身份构建过程中的作用和语篇与社会变革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关系。 总之，该文采用的对下岗女工进行身份研究的经过整合的方法一方面表明了社会科学中的“语言学转向”，即将对语言与交际的社会性分析作为社会调查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有关社会变革的语言学研究中的“社会学转向”，即社会理论的研究成果丰富了语言学研究。 该论文的主要创新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该文对下岗女工这一社会群体的身份研究突破了主流社会语言学在言语社区模式下进行的语言变异及固定先在的社会范畴(性别、群体、阶级等)之间相关关系的研究，以在我国巨大社会经济变革中新兴的社会范畴(下岗女工)为研究主体，并创新性地提出在我国的社会现实中，她们的身份具有多重性的特征，即政府理论描述的身份，媒体折射的身份，以及下岗女工本人叙事构建的身份。 该文采用了现实主义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既强调了在社会实践(包括话语实践)中人的能动性，又考虑到社会结构的制约力，指出“下岗职工”这一社会范畴的出现与消失是政府从完成国有企业改革的目的出发，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和历史条件下对其身份进行的理论描述。这是分析中国改革时期新兴的社会群体身份构建过程的强有力的工具。 该文跨学科的理论和分析模式打破了社会科学和语言学之间的界限，是当前国际上社会科学中出现的“语言学转向”和语言学中有关社会变革研究的“社会学转向”的重要实践，对语言与社会范畴之间关系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尤其是国内相应的研究，均将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