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关于最低工资的研究都是基于小时最低工资理论展开的。然而,中国劳动力市场主要执行月最低工资标准。在中国制度背景下,最低工资对工资的影响机制及其劳动力市场效应可能存在其独特的规律。基于此,在对最低工资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微观个体数据和微观经济计量方法,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系统地考察了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首先,本文通过建立月最低工资理论分析最低工资对劳动力市场月工资、小时工资、工作时间、就业的影响,并基于珠三角数据对部分推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结果表明,一方面,在不考虑加班工资规定时,月最低工资提升对月工资、小时工资和工作时间均存在正向影响。其对就业的影响则取决于厂商的垄断力。具体而言,当厂商垄断力较低时,最低工资提升会减少就业;当厂商垄断力较高时,最低工资提升会增加就业。另一方面,加班工资规定的引入对月最低工资的劳动力市场效应存在重要影响。理论分析表明,高加班工资溢价下最低工资提升将导致工人加班时间减少,然而,由于现实劳动力市场中加班工资执行情况并不理想,实证结果显示月最低工资提升最终加剧了农民工的过度劳动。在就业方面,实行加班工资制度对月最低工资的就业弹性存在正向影响。因此,政府在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执行和评估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月最低工资带来的约束转变,增加对工作时间以及加班工资规定实施情况等因素的综合考量。其次,本文从工资结构的视角探讨了最低工资对工资的影响机制,结合珠三角、长三角调查数据和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了最低工资对不同工资结构职业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最低工资的影响并非局限在低工资群体,也会通过加班工资对工资较高职业的农民工产生影响。具体的,最低工资不仅对工资水平较低的服务业人员工资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也通过加班工资对工资水平较高的生产工人工资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扩展了有关最低工资影响群体及溢出效应的认识。分析中国最低工资的工资效应时应强调对工资结构的考察。再次,从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普遍从事非正规就业的特征出发,本文通过建立就业选择方程分析了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就业选择的影响,通过建立就业选择偏差修正的工资方程分析了最低工资对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工资的影响。为了保证结论的稳健性,本章提出交叉实验设计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用以解决采用自然实验方法评估中国最低工资政策效应时,由于各省份最低工资频繁调整导致无法进行安慰剂检验的关键问题。研究结果显示,最低工资对低技能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产生了显著的消极影响,但对高技能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与非正规就业相比,最低工资导致农民工更加倾向于选择正规就业;最低工资对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工资均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并且对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影响更大。本文的发现否定了两部门模型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适用性,并支持最低工资存在灯塔效应这一推断。进一步,本文将研究视角由静态扩展至动态,应用动态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工资的动态影响。在中国各省份最低工资频繁调整的背景下,本文通过构建省内对照组的研究设计保证了安慰剂检验的可行性和研究结论的可信性。研究结果显示,最低工资的工资效应存在显著的动态特征,最低工资在短期内能够显著地促进农民工工资增长,但其对农民工工资增长的促进作用将随时间的推移逐渐衰减,导致其对农民工工资增长的长期作用效果不显著。通过对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段和不同技能农民工群体的分析发现,农民工工资水平越低,最低工资对其工资增长的促进效果越明显,且工资增长的持续期越长。通过对不同省份最低工资的分析发现,最低工资调整幅度越大,其对农民工工资增长的促进效果越明显,且工资增长的持续期越长。因此,政府部门应充分考虑最低工资作用效果的动态特征,保证最低工资的调整频率,助推农民工工资的持续增长。最后,本文将研究由最低工资的平均处理效应扩展至分位数处理效应,结合基于再中心化影响函数的无条件分位数方法与自然实验方法,构建无条件分位数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最低工资提升对农民工工资分布的影响。研究表明,最低工资提升对工资水平较低的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随着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提升,最低工资提升的工资溢出效应逐渐减弱;最低工资提升幅度越大,工资溢出效应越明显,工资溢出效应波及范围越广。在低技能农民工群体中,最低工资提升存在显著的工资溢出效应。但是,在高技能农民工群体中,最低工资提升并不存在普遍的溢出效应,说明最低工资提升并未导致明显的高技能农民工对低技能农民工的替代。因此,政府部门适当地提高最低工资,不仅有助于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显著提升,而且有助于缩小农民工内部的工资不平等。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更为清晰地理解中国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工资的作用机制,有助于进一步完善中国最低工资制度,并对保障农民工权益、调整收入差距等公共政策的设计和评价具有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