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军事技术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波及全球的新军事革命。以美军发动的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为标志，现代战争的形态已经由机械化战争转化成为信息化战争。作为战争动员的核心内容，信息时代的武器装备动员能力成为研究现代战争动员的焦点问题之一。　　 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话题，武器装备动员在每一个时代都有着不同的意义和内容。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武器装备动员出现在19世纪中叶，随着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武器装备逐渐摆脱了小作坊的生产方式，机器大工业使现代意义上的武器装备动员成为可能。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演化，各国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武器装备动员实践，但武器装备动员的理论显然远远落后了。特别是信息化战争的出现，武器装备动员也出现了新的动态，原有的许多观念和理论已经不适应信息化战争准备的要求。作为一个信奉积极防御策略的发展中国家，我国进行武器装备动员的目的主要在于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通过对武器装备动员本质及其运行规律的揭示，分析我国与世界相关国家之间武器装备动员能力的差距，总结出提升我国武器装备动员水平的途径和方法，是本论文的目标。　　 本文在对武器装备动员能力基本理论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引入了武器装备动员以及武器装备动员能力概念，并对武器装备动员能力的内容、作用、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从人类战争史上武器装备动员活动变迁的角度考察了武器装备动员能力的发展，通过对世界上一些典型国家的武器装备动员模式进行比较，总结了新时期武器装备动员能力的主要特征。　　 武器装备动员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武器装备动员体系是动员能力形成的基础。武器装备动员体系包括四个子体系：科研动员体系、生产动员体系、保障动员体系和组织动员体系。本文在分析武器装备动员体系构成的基础上，对我国武器装备动员体系的完善和发展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武器装备动员体系内部，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和国防科技工业投融资体制分别是武器装备动员活动赖以完成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也是武器装备动员潜力的源泉，是武器装备动员能力生成最重要的基础。在较为详细的论述了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和国防科技工业投融资体制之后，针对现代战争的特点，分别对我国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和国防科技工业投融资体制的重构问题进行了探讨。　　 武器装备的采购与生产是武器装备动员的关键环节，同时也是武器装备动员激励机制的核心部分所在。武器装备动员的采购与生产合同的设计实际上包含了武器装备动员激励机制设计的核心内容。武器装备动员机制则是影响武器装备动员能力的重要因素。文中就武器装备的采购合同和武器装备的企业合同进行了博弈论基础上和动员基础上的论述，总结了面向武器装备动员的采购理论和企业理论的特点。并针对这些特点提出了我国武器装备采购和生产合同设计的对策建议。　　 在理论论述的基础上，本文根据评价理论的相关原则，建立了武器装备动员能力评价的指标体系。并利用FAHP方法，对我国与世界相关国家或地区的武器装备动员能力进行了系统评价，得出了相应的评价结果，总结了部分相关结论。　　 本文最后总结了提升我国武器装备动员能力的途径和对策。分别从完善我国科技创新体系、优化我国武器装备动员组织管理结构、完善相关法规、提高我国国防科技工业水平和加强国防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等五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本文的主要结论包括：　　 (1)经过多年以来的努力，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武器装备动员体系，并且在武器装备动员潜力指标上有了一定的积累，与世界上军事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有了一定的缩小。　　 (2)长期以来军费规模特别是装备费规模的限制，使得我国在武器装备动员基础能力指标上已经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武器装备动员能力的提高。　　 (3)我国的武器装备动员组织管理体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完善性，但还需要在动员机构的权威性、效率性以及动员人才的培养机制上多作努力。　　 (4)我国面临的国际政治局势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武器装备疆外动员能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