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的发展是如此的迅猛，以至于对于“法治”理念的贯彻变得日益迫切。从现今社会现状来看，任何方面都需要构建起良好的秩序。这一点，无论是从时间层面回溯至春秋战国时期，亦或是从空间层面延展至现代东西方，都是类似的。而作为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法与秩序观”的重要代表人物——孔子与H.L.A哈特，面对于近似的历史社会之背景，两者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给出了自己的“药方”。本文选取两者学说中在“秩序”层面具有共通点的四个方面——“法”的本质、规范性、社会以及道德。摒弃了由于时空差异下不具有可比性的诸如法与宗教、法与科技等方面。另外需要强调的是，本文中出现的“法”既非指春秋时期法家之“法”——刑律之含义，亦不完全是指分析法学中“法”——规则之含义，而是指代“秩序、制度”。此为理解本文最重要之前提条件。两者在数个方面的共鸣表现为:在秩序本质领域，前者提出了由礼入仁的途径以及“仁”这一核心观点;后者则提出了初级规则——次级规则——社会规则的途径以及“内在观点”这一核心。在规范性领域，两者都已经意识到秩序具有应然与实然性，并试图对这两种特性进行深刻反思。在个体与社会关系领域，两者的学说中都提及了社会良好秩序的构建急切需要一个特殊的“阶层”同时对于此“阶层”来说，对于核心观点——“仁”亦或是“内在观点”的具备是必须的。在道德领域，两者都意识到了道德在其所意图构建起的“秩序”中的重要性，都尝试将“道德”摆放在合适的位置。本文旨在通过为两者构建起基于一般法理学产生的四个“对话平台”，藉由通过分析其中的异同并结合与现实实践，尝试于进行新型的“本土化”尝试——理论层面的本土化，同时也是对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次努力，在此基础上为部门法发展提供理论层面的支持与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