斡旋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尽管斡旋行为极为普遍,但对斡旋行为的理论研究仍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雅各布·贝尔科维奇、漆海霞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从冲突各方对手的身份特征、冲突的特征以及斡旋方的身份特征三个方面总结了影响斡旋效力的因素,进而将斡旋策略分为沟通促进策略、程序性策略和指导性策略,探究斡旋的预选模式和联席模式,并构建斡旋权变模型。在2018年以来的朝美关系发展中,韩国的斡旋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韩国的斡旋外交是这一时期半岛局势发展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在当前的半岛研究中有着重要地位。尽管韩国的斡旋面临一定的困难,但矢志戮力地把握局势、进行斡旋,在朝美关系发展中作用明显,尤其是对第一次金特会的成功召开起到了起死回生的作用,韩国因此甚至自诩为“半岛号驾驶员”。但随着第二次金特会的失败,韩国的斡旋作用已经呈现弱化的态势。朝美冲突的核心问题并非意识形态问题,这决定了韩国存在一定的成功斡旋的空间;朝美双方存在较大的权力差距和政治体制差异,这增加了韩国斡旋的难度。朝美冲突错综复杂、朝美无核化对话尚未步入正轨、朝美冲突依然没有各方均接受的解决方案,这些因素也成为韩国斡旋朝美的障碍。作为斡旋方,韩国本身并没有最终决定权,权力和地位的差距也令其无法直面美国。总体而言,韩国斡旋实际上仍处于初始阶段。韩国的斡旋有着充当朝美之间的信使、缓解朝美互不信任、提高韩国在半岛问题中的地位与发言权三个积极作用,同时也存在余地较小、无法掌握最终决定权两个局限。韩国的斡旋作用并不能直接决定朝美关系的发展,毕竟朝美两国才是双边关系的主角。朝美冲突解决与朝美关系发展,最终还是要靠朝美两国的推动与合作。因此,韩国需要实事求是地看待自身的地位与作用,且有必要与区域内大国充分合作,遵循“先预选再联席”的斡旋路径,形成斡旋的合力,方能最终成功斡旋朝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