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元典,其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诗经》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国内外《诗经》英译研究多从文学、语言学或美学角度切入,从《诗经》中所承载的思辨形态和文化精神角度关注得甚少。故此,从思维模式角度对《诗经》英译本进行批评研究,有助于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色,满足西方社会对中国文化的需求。本文以中华文化所特有的认识形态和智慧样式“象思维”为理论视角,以汪榕培先生的《诗经》英译本为研究对象,从“象”的呈现、“象思维”的运用以及对原作精神的忠实这三个维度来分析和研究其译本。作为华夏文明的精神创造,“象思维”是更具本原性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指的是在思考过程中通过联想、想象等方式把事物具象化、形象化,进而理解事物的一种思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运用“象思维”来认识宇宙万物,中国的诗词歌赋等文学作品也深受其影响。论文基于“象思维”的哲学认识样式,评析汪榕培《诗经》英译本在意象呈现和语言表征上与原文的契合程度。首先,对国内外的《诗经》英译研究进行了概述,发现其大多是从文学或语言学的角度展开,且缺乏系统性研究。其次,阐述了“象”和“象思维”的具体内涵,论述了“象思维”与典籍翻译之间的密切关系,强调典籍翻译要运用“象思维”去理解原作的精神。最后,选取了汪榕培《诗经》英译本中部分有代表性的“象”进行分析,如与动植物和宗教有关的“象”,从意象呈现和意境营造等角度,关注其译本中“象”的保留、变异和转化,探讨其译文在“象思维”表征样式上的得失。在《诗经》翻译实践中,汪榕培提出了“传神达意”的翻译理论,强调译作既要忠于原作的内容,又要传达原作的精神。如《召南·摽有梅》一诗中的“梅”,这一重要的“象”,若仅译为“plums”,原诗一语双关的语言特色就不复存在。“梅”音同“媒”,在中国古代习俗中被认为是“媒合”之果,暗合了此诗的主题。在译文中,汪榕培增译了“marry”一词,将原诗中“象”的文化内涵保留了下来,且译文严格忠于原文的句法表征形态,符合“象思维”的审美体验。但其译本也存在一些疏漏之处,如《小雅·采薇》一诗中的“杨柳”,它是中国古诗中一个常见的“象”。因“柳”音同“留”,所以常用来抒发亲友分别时的依依不舍之情。汪榕培将其仅译成“the willow”,没有额外的阐述,丢弃了原诗中“象”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也大大削弱了原诗的意境,使目标语读者无法获得同源语读者相同的情感体验。论文采用描述与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指出汪榕培的《诗经》英译本简洁精炼、通俗易懂,保留了原诗中诸多“象”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但对于一些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象”仍呈现得不够理想,如“雎鸠”、“麟”、“杨柳”、“帝”等。研究发现,“象思维”与中国典籍翻译研究密切相关,它与汉传统语言的表征形态具有不可分割性,对于文学创作和美学意义表征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将“象思维”这一传统文化认识形态应用于《诗经》英译研究,能够深入解读原典内涵,领会原文本的意蕴,便于读者理解中国诗歌的精神实质。另一方面,有助于彰显传统文化的本色,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寻求合理的文化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