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离”主题在中国文学史上源远流长,历代文人吟咏不止,名作佳篇迭出。时至唐宋,别离主题与“词”这一新文学体式的遇合,构筑了别情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别情词。经初唐以来一百多年的酝酿,别情词首先在晚唐词人温庭筠笔下取得质的突破,奠定了第一个具有典型性的抒情范型——拟别情写闺情。西蜀别情词嗣响晚唐,该范型经花间派词人的倾力发挥,形成了蔚为大观的“花间别情”。南唐,与西蜀并为唐末小词传统的承续者,其词抒写内容上亦不外儿女子的离愁别恨。但由于时势政局的变化、地域环境的不同以及创作主体心灵意绪、身世遭际和审美习尚的差异,南唐别情词与花间别情词形虽似实则质已殊。它开始以士大夫的视角审视别情,并向主体的内心世界掘进,由此形成了别情词第二个抒情范型——寄别情于闺情。这一范型影响深远,北宋初期的柳永、晏殊、欧阳修,中后期的晏几道、秦观、周邦彦相继踵武,创作了大量的别情词名篇。在词体大裂变、大繁荣的北宋中后期词坛,倡导“以诗为词”苏轼跳出“词为艳科”的藩篱,大量创作用以文人士子间寄赠酬唱的送别词或留别词,并在词中陶写人格,吟咏情性,真正将花间以来的女郎式别情词转变为完整意义上的士大夫别情词,也因之开创了别情词的第三个抒情范型——抒别情而表性情。至此,别情词取得了堪与别离诗相匹敌的功能和地位。公元1127年,北宋覆亡,靖康南渡,随时代风云骤变而来的是词坛面貌的焕然一新,别情词由此揭开了悲壮慷慨的一页,“染别情以世情”的新抒情范型在南宋词坛大放阙彩。终南宋一朝,文人的忧生忧世情怀始终贯穿在别情词的创作当中。在个体与家国,人生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层层交织下,别情词走向了一个很好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