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作为世界主要经济难题之一,长时期以来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减贫成为世界各国发展政策的重要目标。多数国家往往针对过去已经发生的贫困制定扶贫政策,被动地随贫困局势的变化而调整政策目标。然而,贫困问题日趋复杂,现在的非贫困人口在将来很可能成为贫困人口,现在的贫困人口在将来或许会脱离贫困或许会继续维持贫困状态。由于贫困问题的复杂性,依赖过去发生的贫困推行扶贫政策在许多情况之下并不能够完全实现政策目标,面对日益严峻的贫困局势,有必要动态地评估贫困问题,贫困脆弱性正是这种具有前瞻性的指标。赣南苏区是我国较为典型的连片特困区,迄今为止,赣南苏区贫困人口规模庞大、返贫现象仍然突出,当地实行了一系列切实可靠的扶贫政策,易地搬迁扶贫是其中的一种重要模式。然而,“搬得出还必须稳得住”。如何稳住?这是一个值得深刻思考的问题。本文认为,当前的贫困评估框架体系中,有必要引入贫困脆弱性这一指标,以此预测农户的永久性收入及其波动状况,从而测算出每一个农户在将来返贫或发生贫困的可能性,对于提高精准扶贫效率、实现赣南苏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在数据来源、研究方法及模型选择方面的情况。本文采用2017年1月及5月赣南苏区易地搬迁农户贫困脆弱性调研数据,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了赣南苏区易地搬迁农户贫困脆弱性测度指标体系,包含生计资本的五个维度以及风险冲击变量,采用三阶段可行广义最小二乘(FGLS)模型,估计农户未来收入的均值及方差,代入预期贫困脆弱性(VEP)公式,测度出在1274元、2300元、1.25美元、2美元贫困线标准之下的农户贫困脆弱性,并将生计资本等特征与贫困脆弱性进行交叉分析;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搬迁特征、家庭特征、社区特征三个维度的变量作为自变量,分别以1274元、2300元、1.25美元、2美元贫困线标准之下的农户贫困脆弱性作为因变量,建立线性回归模型,探讨在不同贫困线标准下,搬迁特征、家庭特征及社区特征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然后,本文得出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一是贫困测量与贫困脆弱性测度结果并不完全一致,并且随着贫困标准的提高,高度脆弱状态的农户占样本比重增大,贫困测量与脆弱性测度不一致程度增大。二是不同贫困线标准下,赣南苏区易地搬迁农户的贫困发生率存在差异,随着贫困线标准的提高,贫困发生率增大。在1274、2300元、1.25美元、2美元贫困线标准下,贫困发生率分别为3.83%、6.22%、10.05%、30.14%。表明贫困发生率测度结果的精确性受到贫困线标准的影响,选择不同的贫困线标准,其准确程度存在差异。三是不同贫困线标准下,赣南苏区易地搬迁农户的脆弱性程度存在差异,随着贫困线的提高,贫困脆弱性程度增大。在1274元、2300元、1.25美元、2美元贫困线标准下,贫困脆弱性程度分别为20.43%、28.48%、31.96%、39.61%,也就是说所有农户在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分别为20.43%、28.48%、31.96%、39.61%。表明贫困脆弱性测度结果的精确性受到贫困线标准的影响,选择不同的贫困线标准,其准确程度存在差异。四是贫困且低度脆弱的农户,在不同的贫困线标准下,贫困脆弱性程度均低于非贫困且高度脆弱的农户,意味着非贫困群体在未来更容易陷入贫困。非贫困农户可能面临各种冲击性事件的影响,如自然灾害、疾病胁迫、教育负担、婚丧嫁娶等,或者由于生计资本结构不合理、生计资本减少、导致抵御风险能力下降。五是从搬迁农户家庭特征及生计资本拥有状态来看,贫困脆弱性较高的农户具有如下特征:家庭规模较大、在外打工人数较少、外出打工收入较低、家庭成员没有参加过非农技术培训,人力资本不足;房屋价值较低、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较低,物质资本较少;邻里关系较差、政府补助金额较少、非建档贫困户,社会资本不足;耕地面积较少、耕地质量较差,自然资本较少;贫困脆弱性群体更多的分布于社区地形条件较差的山区。六是在四条不同贫困线下,赣南苏区易地搬迁农户贫困脆弱性显著性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搬迁特征、家庭特征、社区特征因素。不同贫困线标准下,从搬迁特征因素来看。移民类型对赣南苏区易地搬迁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均呈现极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越倾向于深山移民,脆弱性越高;安置方式对农户脆弱性均呈现极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越倾向于集中安置,脆弱性越低;迁入年数对农户贫困脆弱性均呈现正向影响,显著性水平小于或等于10%,表明迁入年数越久,脆弱性越高;在1274元、2300元、1.25美元贫困线标准下,搬迁意愿对农户贫困脆弱性具有负向影响,显著性水平小于或等于10%,表明倾向于自发性移民的农户,脆弱性更低。不同贫困线标准下,从家庭特征因素来看。在1274元贫困线下,家庭规模对农户贫困脆弱性均呈正向影响,显著性水平为10%,表明家庭规模越大,脆弱性越高,可能是由于家庭规模大,导致人均纯收入或人均消费水平较低,从而使脆弱性较高;在外打工人数对农户贫困脆弱性均呈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在外打工人数越多,脆弱性越低,在1274元、2300元、1.25美元、2美元贫困线下,在外打工人数每增加1人,脆弱性分别降低2.6%、3.6%、4%、4.9%;户主年龄对脆弱性均表现为极显著正相关,表明户主年龄越大,脆弱性越高,在1274元贫困线下,户主年龄每增加1周岁,脆弱性增加0.1%,在2300元、1.25美元、2美元贫困线下,户主年龄每增加1周岁,脆弱性增加0.2%;户主受教育程度均呈显著负相关,表明户主受教育年限越高,脆弱性越低,在1274元贫困线下,户主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脆弱性降低0.3%,其他贫困线下,降低0.4%;户主是否党员对脆弱性均呈极显著负相关,表明倾向于是党员的农户,脆弱性更低;户主是否乡村干部在不同模型中,对脆弱性均呈较显著负相关关系,表明倾向于为乡村干部的农户,脆弱性更低。不同贫困线标准下,从社区特征因素来看。安置地邻里关系融洽程度对脆弱性均表现为极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邻里关系越好,脆弱性越低;安置地距县城路程对脆弱性分别在10%和1%水平下显著,均为正相关,表明安置地距县城路程越远,脆弱性越高;安置地社区地形条件对脆弱性均具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安置地社区地形条件倾向于为平原的农户,脆弱性更低。最后,根据主要研究结论,从四个方面提出减小赣南苏区易地搬迁农户贫困脆弱性的相应政策建议:一是改善易地搬迁农户的生计资本状况;二是建立农户应对风险冲击的预警机制;三是转移赣南苏区易地搬迁扶贫工作重点;四是制定一条更加合理有效的贫困线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