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贾充、荀勖、荀顗、杜预、傅玄、郑冲、何曾等魏晋礼法之士为主要研究对象，对礼法之士的形成、思想主张及他们与晋律的关系作了系统地梳理。礼法之士是魏晋之际特有的一个士人群体。他们是建安时期的名法派与儒士派相互融合的结果：儒士派吸纳了名法派循名责实的方法、务实重事功的思想、“因循”权变的特点；名法派则在“治平赏德行”的理论指导下，强调儒家礼教的作用。总之，名法派与儒士派在思想上的距离越来越小，在魏晋之际融为一体。思想家王肃借鉴了荀子以礼释法的方法，以“礼”调和儒法思想——将“礼”作为契合点，强调“礼”作为法的原则的根本地位，标志着礼法派的理论体系初步形成。傅玄的学说则是礼法派理论的成熟形式，它集中体现了礼法之士政治法律思想的特点，即儒家礼治主义和“因循”权变、重事功尚实效。在傅玄看来，国之大本存于礼，礼是根本、是法的原则。在实际运用中，他则要求在以礼为经的前提下，根据不同情形或者用礼或者用法。但是儒家伦理道德对他而言并不是一种信仰，而是一种统治权术和工具。礼法之上直接参与晋律的修订，可以说晋律儒家化即是礼法之士政治法律思想法律化的直接结果。一方面，八议、已出女不从坐、准五服以制罪等魏律内容在晋律中的再现都与礼法之士密切相关；另一方面，礼法之士又使晋律儒家化出现了变异：首先他们所确立的部分礼律是变礼而非纯正的儒家礼仪，其次他们不但带头破坏礼律的规定而且将礼律作为党争的工具。杜预的晋律注与晋律有相同的法律效力，晋律严格区分律令作用和性质及其“简直”的特征都是在杜预的理论指导下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