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从20世纪70年代末放弃固定汇率制后实施的“机动汇率制”只能算是固定汇率制的变形，这种“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制”形态是导致预期心理与投机热钱攻击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末台湾与美国之间的巨额贸易顺差导致了贸易磨擦，美国借国内兴起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手段逼迫台湾新台币升值并开放市场，台湾被迫进行汇率体制调整及放松金融管制。由于新台币在国际化方面存在局限，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导致新台币出现强大的升值压力及衍生投机泡沫。同时，台湾内部为出口导向经济服务的僵化管制政策也激化了新台币升值压力。但在台湾内部经济与社会失衡状况下，台湾当局仍在汇率体制改革上“以拖待变”，终于导致泡沫经济危机。 20世纪90年代后，台湾当局锐意进行由新自由主义所主导的自由化改革以回应升值风暴。在政府职能调整上采取“解除管制”与“重新管制”的调整。解除外汇管制导致资本自由流动，使投资、贸易及产业发生向大陆快速转移的态势，使台湾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的现象，服务业在制造业快速撤离后也失去活力。但台湾当局的管制措施并不能有效解决因为资本流动与产业外移衍生的社会矛盾。政府管制措施失效也意味着台湾必须与大陆取得更为密切的协调合作才能克服如今的危机。 台湾在金融改革过程中对外资的参与以及资本账户自由化采取谨慎逐步开放方式是其躲过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原因，与此同时，直接金融市场蓬勃发展，使得企业筹资来自本土资本比例很高，改变了过去高度依赖FDI(外国直接投资)的状况，消除了金融压抑，实现了金融深化。但由于当局金融监管机制整合的缺位以及官商的勾结，使金融寡占现象日趋严重，而台湾当局禁止金融业赴大陆投资又导致企业金融业务萎缩，过度倚赖消费金融有可能引发消费金融危机。 从台湾经验显示，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无法解决世界经济失衡及其本身庞大的贸易赤字问题，世界经济失衡不能把人民币升值作为替罪羊。其次，如何避免台湾当年升值之后造成大量资本外逃是大陆要关注的问题。大陆与台湾都以代工制造为核心竞争力，如何扭转这个局势，改变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国际分工秩序，是两岸可以密切合作的部份。大陆目前过于偏重“做大做强”、强调与国际接轨的金融改革，可能会忽略内部公平竞争机制安排。台湾的金融自由化形成了高度竞争金融市场，虽然造成了本土性小型金融风暴但却实现了极高的金融深化指标，这一点可以作为大陆的参考。在汇率体制改革部份，作者认为如果决定大幅开放外汇管制，大陆应可以考虑让汇率自由浮动，一次性升足，以免重蹈台湾泡沫经济崩盘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