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相信，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国有部门、民营部门和外资部门的投资推动的。问题是：给定国有部门的低效率，政府为什么还要大力支持国有部门进行规模庞大的投资？给定缺乏保护私人产权的正式制度，民营部门和外商为什么会大规模投资而不担心产权保障问题？换句话说，在缺乏以正式制度为基础的保护私人产权的“可信承诺”的条件下，中国非国有部门投资主体的激励问题是通过什么机制得到解决的？目前来看，这似乎是一个“中国之谜”。 通过正式的模型分析，本文考察了政府、官员、民营部门和外商之间的互动，是如何解决保护私人产权的“可信承诺”问题，并进而引发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运用这些模型，我们考察了国内资本配置格局与外商投资规模以及均衡产出之间的内生关系，从而解释了：（1）中国为什么要维持一个庞大的国有部门；(2)民营部门是如何陷入“融资困境”的;(3)中国的外资部门为什么如此庞大；（4）独特的经济结构是如何造就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的。 本文的分析表明：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内在地依赖于一个庞大的国有部门和一个政府占控制地位的资源分配体制。正是靠着保持国有部门这个“存量”基本不动，政府控制社会资源这个“体制”基本不变，中国才能在缺乏保护私人产权的正式制度的条件下，引致规模庞大的私人投资和外商投资，并因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但是，二十多年的强劲增长并不表明中国经济正在成功的“转轨”，相反，我们的分析显示，依赖于本文所揭示的独特的经济增长机制，中国经济正日益深陷于“庞大的国有部门、处于‘融资困境’的民营部门和庞大的外资部门”这个刚性的格局中，过去没有现在也无法进行实质性的转轨（即政府退出资源配置领域，由竞争性的市场配置社会资源）。在我们的模型中，“体制转轨”与“经济增长”是不相容的：一旦放弃国有部门，改革掉国家控制并分配资源的体制，经济中微观主体之间动态博弈的承诺链条就会彻底断裂，这将使经济绩效迅速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