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基于以下四个背景:一是随着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提出和发展,不仅对企业传统的单纯逐利目标和动机造成冲击,更为企业提供了多元化的发展思路及理念;二是改革开放之后,随着FDI的增加,承担社会责任的理念也逐步输入我国企业的运营中;三是现阶段承担社会责任已成为我国企业发展壮大的必要条件;四是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产品质量安全、劳资纠纷等问题迫使政府思考如何规范和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以企业所有权性质差异为基础、以政治关联为驱动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梳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演进路径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理论分析框架及假说,通过借鉴国外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经验,为完善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出了切实可行和科学有效的对策建议。本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内容:一是从所有权视角出发,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理论机理进行剖析;二是从政治关联视角出发,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机制进行剖析;三是从法制环境视角出发,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作用路径进行分析;四是在实证检验的基础上,结合国外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提出了完善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路径和相关政策建议。通过研究得到以下几点结论,其中包含着笔者的创新之处:(1)通过拓展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和外延,明确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含义。本文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不是追求经济利润的手段或渠道,而是对传统经济利润目标的超越,包含企业在完整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应该履行的经济、法律、伦理和自由决定义务,其作用的方式涉及到对人的尊重及其价值的关注,对社会环境及其运行的正面影响,对生态自然环境的正向反馈,对消费者和利益相关方的正向效应。因此,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超越“生产——经营——利润”传统框架束缚的突破口,是企业作为基本社会经济组织的更高追求,是实现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2)所有权性质、政治关联以及法制环境的差异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具有重要影响。一是所有权差异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体现在慈善捐赠与避税动机两个层面,其中,国有企业的慈善捐助方向主要为救助弱势群体,结构上偏向长期化、机制化的贫困扶持,动机上以完成政治任务为目标的利他性动机为主;而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则主要集中在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方面,结构上偏向短期的、特定化的救灾减灾,动机上主要以拉近政企关系为目标的工具性动机为主,此外,民营企业的避税动机往往要高于国有企业。二是在政治关联方面,相对于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而言,没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更需要通过提升慈善捐赠建立与地方政府的互动关系,从而获得地方政府的庇护和帮助,进入到政企互惠式关系的运作网络中去,进而获得地方政府许诺的税收减免优惠。三是在法制环境方面,若法制环境较好,则企业竞争更加激烈,政府对民营企业通过慈善捐赠寻求的税收优惠的承诺可信度更高,因此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的避税动机更强,慈善捐赠的避税效应更为显著。(3)所有权差异、政治关联及法制环境差异是导致中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差异的主要原因。本文以2009-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分别验证了三个理论假说:即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民营企业进行慈善捐赠的水平更高,慈善捐赠的避税效应更加显著;相对于无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而言,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的避税效应更为显著;相对于法制环境较差地区的民营企业而言,法制环境较好地区的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的避税效应更为显著。(4)通过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现状及问题的分析,结合发达国家发展经验,提出了完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对策建议。发达国家强化企业社会责任观念、完善组织架构、多元化参与、制度保障等经验对指导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具有借鉴意义。为了解决基于所有权差异、政治关联和法制环境缺失所造成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背离之谜,本文认为:一是推进法制建设,阻断政企之间的不正当勾连,降低企业通过慈善捐赠实现不合法避税的动机,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制度化和规范化的保障;二是健全企业信息披露制度,防范和制止政企之间的不正当利益交换;三是通过“公私协作”的机制,实现政府与企业间的“契约协作”和“利益分担”,弥补政府或市场的失灵,消除所有权差异带来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差异,激励起不同所有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