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刑事诉讼追求对犯罪人的惩罚,进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实现国家的统治地位。对被害人权利的忽视和一味地惩治犯罪,使得刑事诉讼的报应性目的色彩浓厚,这种诉讼目的模式渐渐地显现出与时代的不适应性,及诸多局限性。伴随着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世界各国应对犯罪的手段日趋理性。刑事和解在对传统刑罚观念的反思和被害人主体地位的复归等一系列社会背景下,在西方社会首先被建立和尝试。刑事和解建立在恢复性司法的理念之上,是刑罚制度之外的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它克服了报应性司法的缺陷,实现了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有助于全面恢复正义。在构建和谐社会语境下,刑事和解也成为我国较为关注的制度。本文对惩罚实现的刑事诉讼目的和刑事和解实现的刑事诉讼目,进行比较分析,剖析报应性司法的不足,试图建立恢复性司法的刑事和解制度。论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惩罚：刑事诉讼的传统目的。对惩罚正当性的研究有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惩罚作为对犯罪人的一种报应方式,广为适用,它实现了刑事诉讼中的保护国家和社会利益的目的,对其他社会成员起到了威慑教化作用,维护了社会抽象秩序,但惩罚也渐渐显现出它的缺陷,对犯罪人惩罚的同时,被害人的利益却被忽视了,尤其对被害人损害的赔偿难以实现,不能恢复被犯罪人破坏的社会关系,难以有效地遏制犯罪行为的发生。故此,有必要弱化国家在刑事诉讼中的主体地位,让渡一部分权力,有效地平衡刑事诉讼双方的利益。第二部分是刑事和解的兴起。刑事和解以恢复性司法为理论基础,指在犯罪发生后,受害人与加害人就如何解决纠纷进行直接协商,并达成和解协议,对和解协议国家专门司法机关予以认可,并作为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或从轻、减轻处罚的依据。刑事和解制度是西方新的刑事思潮和法律价值观变化的产物,它是对报应性司法的挑战,被西方很多国家广为适用。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叙述理论是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国家通过刑事和解解决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矛盾、对立关系,更多地关注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恢复被加害人破坏的社会关系,对我国刑事诉讼目的进行了重构。第三部分是我国刑事诉讼目的的困境。在我国,国家本位的思想长期占主导地位,在刑事诉讼中,由代表国家利益的公诉机关行使控诉权,刑事诉讼最终实现的是国家的政治目的。国家不允许个人之间的私下和解,但这种单一的刑事诉讼目的实现方式,在社会大力倡导权利意识的今天,已渐渐难以解决所有社会问题。严酷的司法使得双方主体有可能两败俱伤,刑事和解摒弃了报应性司法“以牙还牙”的弊端,将惩罚的理念改变为修复、恢复,其内在价值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观念相一致。第四部分是我国刑事诉讼目的的定位及其实现方式的调整。实际上,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和加害人是原始的当事人,刑事案件的本质是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的私人纠纷,由于国家的介入,对冲突的解决由公权力代替了私权利。忽视了刑事案件纠纷本性的刑事诉讼,不可避免地将报应成分运用到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之中。在我国,报应性司法实现的正义对人们的思想影响深远,而这种正义是“有害的正义”,减少犯罪的方式不应该完全依赖于惩罚,让罪犯能够回归社会,恢复原有的社会关系,这才是现代刑事诉讼逐渐倾向的目的。在我国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实践中已经涌现出很多类似刑事和解制度的案例,一些城市对刑事和解制度也作出了一定的规划,这为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奠定了有力的实践基础。我们有必要在借鉴他国成功经验的同时,从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条件、适用范围、适用阶段、相关法律的保障与监督等方面,试图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刑事和解制度,使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发挥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