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新闻事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呈现繁荣之势,其中《大公报》、《益世报》走出天津成为有全国影响力的大报,市民小报也层出不穷。这一时期天津的报人群体逐渐形成,在公共团体、私人交往、社会生活各方面呈现出新与旧、本地与外地融合的多元化的特点,以报纸为载体沟通知识文化界与市民读者,并以报人群体为名义对当时的社会舆论与生活施加影响。天津的报纸、报人和政治、教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除少数大报外很多报纸不能自负盈亏,需要政治资金支持,这也导致了天津报人群体内部的不平衡,很难真正走向联合一体。二三十年代天津报人的公共团体存在数量不少,但规模小,影响小,政治背景复杂,没有形成统一社团组织。每个报馆内部报人的关系涉及到地缘、学缘等诸多因素,不同出身背景的报人往往自成派系,在报人之间的交往中尤为明显。报馆的老板和主笔的身份复杂,往往兼具报人和政客、文艺作家多种身份,他们同政界和文化界也有很多交往。天津报人群体内部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也有较大的分化差距,报人的业余生活融入了天津近代化的都市生活,但仍保持了职业报人生活的特殊性。二三十年代天津报人的身上既展现了天津本地的市民社会生活的特点,也有面向全国进行“文人论政”的胸怀和视野,在民族存亡的时代背景下,近代天津报业的发展也被抗战爆发所打断,不少报人的命运也就此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