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性经济结构全面调整的背景下,产业结构优化即是国际经济取得主动的制胜法宝,又是促进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和谐共生的重要途径。从各国将促进总量增长转向优化产业结构上,可以看出产业结构优化的深远意义和重要性。回顾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确取得了一些骄人的成绩,但也伴随了一系列的环境质量下降和资源短缺等问题,并且这些问题逐渐形成了“新常态”经济背景的核心矛盾,即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质量之间的矛盾。因此,如何利用环境规制和资源消耗措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抓手和组成部分,但经济发展出现新问题,必然是由于其内部或产业间的均衡度被打破、亦或新旧经济交替出现问题所引致的,这就要求必然出现新的改革与之对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是解决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问题,中国制造业更需要从行业间及内部重新调整结构,使之达到制造业结构优化的目的。但从目前改革的成果来看,并没有出现较为实质性的成果,这说明该改革还处于概念普及阶段或务虚阶段,这就给关于实施、具体操作以及制定产业政策的研究留有足够的空间。这也是本研究以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这一命题为主线的动机,同时基于环境和资源双重约束的新视角,使得该研究更加具有现实意义,也为国家的新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以学者的绵薄之力。文章的具体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全文的总括部分,包括了第一章的绪论和第二章相关理论文献综述两个章节。该部分主要是对全文研究的背景和意义的明确,以及相关研究支撑理论的梳理。第二部分为研究的核心部分,由四个部分构成,具体为第三章到第六章四个章节。第三章主要以环境规制为视角,研究在该视角下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的最佳作用区间,以及分配的环境规制的作用强度分配等问题。第四章集中于资源消耗,为避免出现分析资源消耗视角空洞化等问题,本文将资源消耗细化为能源消耗问题,使其更具有操作性和说服力。该章利用Geweke因果分解对产业结构优化与能源利用效率进行系统分析,发现两者之间的内部循环作用关系,同时厘清资源消耗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作用。第五章在三四章的单独视角分析基础上,利用数理分析方法,分析在双重视角下的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动力来源情况,并利用中国三个省际数据对动力来源进行验证和说明。第六章选择中国制造业最具代表性的装备制造业为案例,分析中国装备制造业的产业结构优化手段以及调整失衡状态的主要措施,即外商直接投资,并且提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注意点和引入方向等建议。第三部分为研究的总结部分,主要以第七章为主,该部分主要对核心研究部分的总结,并对今后研究的发展走势以及亟需进一步突破进行分析和归纳。最终,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有：第一、环境规制的作用点和作用空间亟需有效调整。本研究认为,目前中国环境规制所发挥出来的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效应并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其原因在于政府环境创新挤出行业自身的创新,这种短暂性创新难以形成有效良性循环和自我改善。中国制造业内部行业异质性是致使环境规制结构优化效应出现差异的原因,具体而言,为低人均收入行业有利于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发展,但是却降低了制造业整体的协调程度；高人均收入行业相反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呈负向影响,而对行业间的协调程度非常有利,这与高人均收入区间中企业具有行政色彩国有垄断特点有关；最为理想的实施环境规制的区间为中等人均收入行业,这类行业在环境规制外部刺激下,由于其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度和市场灵活性双重特点,进而可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的目的。第二、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与能源利用效率之间形成闭合良性循环。制造业产业结构与能源利用效率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已有研究,即技术革新是产业结构优化和能源消耗的核心因素,而是技术革新在两者之间仅仅为一种长期单向因果关系,这种长期关系是由能源利用效率的结构效应通过长期累积影响,进而发生的“质,,的飞跃,使得制造业产业结构出现高级化发展的趋势；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产生的能源利用效应则会产生“即时”结构效应,该效应可以在短期不断积累,最终与长期的技术效应反馈形成闭合的横“8”良性循环。其说明技术和结构两种因素在产业结构优化和能源利用效率之间并不是一种孰轻孰重的地位,而是一种作用时间长短的关系。第三、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新”动力来源于企业自身性质和行业的市场结构特点两个方面因素。具体而言,利润风险偏好型企业具有更为良好的驱动产业升级的动力,其进入竞争性市场可以带来双重驱动作用,即经济驱动作用和技术革新作用；同时,其进入垄断性市场无论是否成功进入都会带来激活市场活力的作用,起到“鲶鱼效应”。利润风险规避型企业如国有企业逐步退出竞争性行业,逐步过渡到具有战略、自然垄断等行业会促进产业的升级进步,这是因为国有企业进入垄断性行业会对在位企业形成置信的威胁,会促使在位企业进行大规模的项目投资巩固市场控制权。第四、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以及修复失衡的重要手段,但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仍要考虑到人力资本这一重要因素。从整个行业角度来看,短期FDI对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影响是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发挥了其正向结构效应。但是长期来看,这种正向的结构效应并不持续,其影响不仅取决于行业的个性特征,还与行业的人力资本禀赋程度息息相关。当外资进入人力资本禀赋较高装备制造业时,由于行业的吸收消化程度较高,在吸收了大量资金的同时,又将外资带来的技术溢出和结构修复作用良好消化,解决了资本和技术双缺口的问题。尤其在外资介入人力资本禀赋较高装备制造业的资本密集型行业中时,要素间形成了良性耦合,进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起到促进作用。相反,当外资进入人力资本禀赋较低装备制造业中,其带来的技术溢出和结构效应不能被有效吸收消化,仅仅是简单模仿,低端模仿生产造成了大量的资本低效率、资金大量闲置,进一步走入行业内资本分配不均匀又难以调整的怪圈,即需求资本的行业没有资本注入,大量的闲置资本由于其专用性和沉没性难以有效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