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产权理论——一个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博弈论分析框架及其在中国的应用

来源 :西南财经大学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limi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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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日益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尽管到目前为止,公司治理结构最终会趋向于何种模式或者是多样化的模式并存,学者们尚无定论,但不管是股东中心型模式,还是利益相关者模式,抑或是二者的混和模式,甚至是未来的不可知模式,抑或几种模式同时并存,至少可以表明,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完善无缺的企业治理模式,各模式都可以相互借鉴,并且企业治理模式并非是静止不变,而是动态演进的。公司治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和内生的博弈规则,需要各参与者通过反复博弈才能达到相对稳定的均衡状态,在达到某种相对稳定的均衡状态之前,各参与者都会有比较大的策略选择空间,即使是已经达到某种相对稳定的均衡状态,外在环境的变化也可能打破旧均衡而导致各方以新的博弈策略寻找新的均衡状态。所以容易理解,公司治理中最重要的博弈参与者——股东、董事、经理——之间的权利配置不会是固定不变的。这意味着,股东、董事、经理之间的权力分配存在灵活的空间。因此我们认为探求公司治理模式更为深层的东西,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极为重要的。 公司治理结构是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外化,企业所有权安排则是公司治理结构的本质内容。因此对公司治理模式的探求,其实质就是研究一定制度环境下的企业所有权安排。现有的文献研究也取得了丰富成果,但很多结论都依赖于过强或者不符合现实的假定,而更为重要的是忽略了企业契约参与人的行为及其行为互动所产生的结果,忽略了制度环境对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影响。本文的目标就是要在一定制度环境下理解企业所有权的安排,我们认为企业所有权安排应是一定制度环境下企业契约参与人之间谈判力的对比。 本文的思路是首先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规范地提出我们的理论观点,然后把企业分为企业家—工人(EW)型和企业出资人—企业家—工人(CEW)型两种形式。在不同章节分别采用数理模型和博弈论的工具来探讨这两种企业类型的企业所有权安排,并且每一章节都对我们的理论模型提供了经验检验。最后我们把这种一般结论扩展到特定的制度环境中去,来更为现实的理解企业所有权的安排,并特别选取了中国若干上市公司的数据,对我们模型做进一步的检验,同时也从中发现了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些问题,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是全文的理论总纲,在这一部分中,我们首先回顾了企业理论的相关文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们的理论观点。我们认为为企业的本质就是作为一种产权安排装置的一系列契约联结。企业所有权的安排大大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是否能有效率的运转。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实质就是探讨企业所有权的优化配置。企业所有权安排的逻辑应是一定制度环境下企业契约参与人之间谈判力的对比。 在第二部分中,我们从古典企业出发,研究了企业家——工人型企业的所有权的配置情况。我们首先构造了在初始契约条件下的所有权安排模型,并分析了影响初始企业所有权安排的主要因素。接着,考虑了一个事后谈判的模型,即当企业家和工人的相对地位(谈判力)发生改变时,企业所有权的重新配置。然后,我们又从企业发展史的角度,对我们所构建的古典企业的所有权安排模型做了一个经验检验,检验结果发现与我们的模型基本相符。 在第三部分中,我们从现代股份制企业出发,研究了现代股份制企业所有权安排的情况。我们首先构造了有着最佳债务契约的债权人模型,从而找到企业正常经营状态下债权人不获得企业剩余权利的条件作为我们后面模型分析的假定前提。接着,构造了在初始契约条件下的股份制企业所有权安排模型,并对其中的一些因素进行了分析。随后,考虑到事后条件的改变,专门讨论了事后企业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调整过程。然后,我们又用一定篇幅讨论了董事与经理之间对企业所有权的争夺,并模型化地探讨了对管理者进行股权激励的效果。最后,我们给出了股份制企业所有权安排的一个简单的经验研究材料,以证明我们的模型与现实企业中的所有权安排是基本符合的,并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在第四部分中,我们对中国公司治理改革的趋势及方向做了一个应用上的分析。我们主要从我国目前企业所有权安排存在的缺陷入手,对中国公司治理的现状进行了评述并提出了一些建议。为了更好的论证我国公司普遍存在的对工人激励不足的问题,我们专门进行了计量模型分析,从这个计量模型显示的回归结果来看,我国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安排不满足企业绩效的最优化条件,因为通过回归估计明显地看出企业对工人的激励不足,因此,我国上市公司要提高绩效,就必须重视工人在企业中的相对地位,增加工人在企业剩余索取权中的分享份额以促使工人努力工作,最终实现企业绩效的提高。对于管理者的激励而言,则主要是要建立一个竞争性的职业经理市场,使经理人员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实际的责任,实行股票和股票期权激励有效结合方式以避免管理者的短期行为。最后,我们简单地分析了影响我国公司治理模式选择的客观环境因素,并结合模型中对企业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影响因素在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的差异,对处于不同行业中的企业治理模式选择方向做出预测,即越是技术依赖型的企业,其对技术人员股权激励的力度就应越大,企业股权有向内部技术人员集中的趋势;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中的企业,由于发展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所以一般来说,股权会始终保持分散甚至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还将变得更加分散。 第五部分是全文的结论部分。我们认为企业作为一种契约联结,其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作为一种产权安排的装置才富有真正的意义,在扬弃了企业产权理论过重依赖物质资本的定义的基础上,我们认为,企业是由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所构成,实现产权优化配置的契约联结。企业所有权的合理安排是公司治理结构优化配置的理论基础,是企业富有活力的根源,而理解企业所有权安排的真正原因还应是一定制度环境下企业契约参与人之间谈判力的对比。 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1.在不完全契约的前提下,通过一个多时期的谈判模型,重构了一个企业所有权安排分析框架。以往的理论的研究不是在与现实不相符的完全契约的假定前提下就是忽视了企业契约参与人的谈判,如代理理论,还有以哈特为代表的不完全契约理论。在我们的论文中,从谈判的外生性出发,构建了一个企业契约参与人争夺企业所有权的博弈模型,我们不但能解释企有权安排的结果,还可以为企业所有权的动态调整提供证据。 2.在谈判模型中,特别强调了企业契约参与人的风险态度对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影响,我们认为风险态度与所有权的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而在以往的理论分析中,这一因素更多的被忽略掉了,国内外学者大多是从都是假设企业契约的参与人的风险态度为中性,如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哈特和穆尔(1990)、阿洪和伯尔顿(1992)、哈特(1995)、张维迎(1995)。他们认为没有更合适的理由来假设和定义企业契约人的风险态度,而我们则根据契约参与人的谈判初期的财富及能力约束解决了这一难题。 3.提出了企业所有权安排达到均衡的一般特征:当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安排达到最优时,企业契约的参与人对企业总收益的边际贡献相等,即他们的分成比例对企业总收益有着相同的边际影响。如果对总收益的边际影响不同,则说明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安排没有达到最优,对边际贡献较高一方的激励尚还不够。 4.利用模型的隐含命题——企业所有权安排达到均衡的一般特征,来检验我国上市公司的所有权安排的是否达到了均衡,并提出了改进的措施,这同时也是对我们的理论和模型的一个简单应用。而此类研究在国内外较为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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