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文学语用学这个介于语用学和文学之间的新兴交叉学科开始正式登上学术舞台。文学语用学将语用学与文学研究相结合，从语用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学作品，它的兴起引起了文学界与语言学界广泛关注。语用学理论不仅为文学作品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而且具有很强的阐释性。在语用学的主要理论中，语言哲学家格赖斯提出的会话含义理论是极为重要的理论之一；这一理论与言语行为理论堪称是语用学发展的里程碑。根据格赖斯的观点，在人类交际中“会话含义”普遍存在，其理据是交际双方对合作原则的遵守与否。可以说，合作原则是格赖斯提出会话含义理论的核心内容。本文试图从文学语用学的角度运用会话含义理论中的合作原则来解读由“黎氏八骏”之一的华裔美国作家黎锦扬所著的小说《花鼓歌》。本文将沿着合作原则对说话者意图的揭示反映了人物性格特征并塑造了人物形象这一主线对这部小说进行研究，通过本研究，作者拟进一步证明运用文学语用学这门新兴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分析文学文本的意义和有效性，同时证明从文学语用学的视角更能彰显小说作者黎锦扬对《花鼓歌》里华裔人物形象正面塑造的意图，从而证明该作品在逆转先前华裔负面形象的过程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丰满与否，直接取决于每一个人物个性化的语言。鉴于此，本文以文学语用学为研究视野，运用会话含义理论分别对《花鼓歌》中主要男性华裔人物：王老爷、王大、张灵羽、李老头，和主要女性华裔人物：李梅、唐太太、赵海伦的大量经典对话进行了微观研究。通过分析小说各主要华裔人物在对话中对合作原则中数量准则、质量准则、关系准则及方式准则的遵守和违反情况，总结了他（她）们各自的性格特点，从而得出了这些人物都是黎锦扬对华裔形象的正面塑造的结论。通过运用会话含义理论中的合作原则对小说中华裔人物性格的分析，本文旨在阐明黎锦扬在《花鼓歌》中对华裔人物形象的正面书写既是他对美国主流文化中华人既定刻板负面形象的隐性辩白，也是他反驳美国主流文化庞大霸权话语的一种特殊而有力的方式。以此，笔者希望本研究能够拓展对《花鼓歌》的批评维度，并期待中国读者能够更好地解读和欣赏这部曾经“被遗忘的经典”华裔文学著作，了解其在颠覆主流话语和重塑华人形象方面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