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绩效取得耀眼成绩的同时,城镇化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的城镇化率已从1978年的17.90%增长到2017年的58.52%。在这一快速的城镇化过程中,中国涌现出大规模、高强度的人口流动,人口的空间集疏过程非常活跃,对城市体系的规模分布带来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那么,中国当前的城市规模分布格局究竟呈现出何种特征?其形成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它所带来的经济与社会福利影响又如何?现有文献对上述问题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和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然而,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与探讨非常的迫切和必要。因为,对中国城市规模分布格局及其形成机制的判断和了解,可以为中国未来城镇化发展路径的选择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借鉴。城镇化建设一直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心之一,当前大量政策的空间指向单元也主要面向于城市。在新的历史时期,城市作为党和政府政策的主要空间试验场,必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发动机。然而,对于究竟应该以中小城市为主还是走大城市战略这样有关中国城市化发展方针的重大问题,目前依然存在较大的争论。这些争论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一个合适的框架对中国当前及未来城市规模分布合理化的量化分析,也就无法对相应的政策进行科学分析与量化评估。例如,中国大城市的规模是否真的不够大吗?政府政策到底是扶持正在衰退的大城市,还是扶持新兴的小城市才更有效率?降低地区间的迁移摩擦能否带来城市规模分布的合理化,以及是否可以使得消费者福利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对这些问题,不管是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都未形成一致的观点,还需要深入的分析和科学的评价。鉴于此,本文首先运用校准后的DSMP/OLS全球夜间灯光数据,对中国的城市规模分布及其演变进行测度;然后,分别从宏观与微观的视角,考察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因素。具体而言,我们在第四章着重考察了产业空间发展与中国城市规模分布之间的关系,第五章则考察了效率、舒适度、迁移摩擦以及房价对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在第六章则将近年来发展迅速的高铁考虑进来,重点考察了高铁开通对当下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最后,本文的第六章和第七章,着重考察了城市规模分布的经济福利绩效,即分别考察了城市规模分布对地区经济绩效以及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通过以上的研究,本文取得的主要结论包括:(1)中国的城市规模分布在持续的扁平化。本文指出,运用统计资料上的数据来测度中国城市规模分布时,至少要克服以下三个困难:一是公开的统计资料缺少城市层面上长时段的常住人口数据;二是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由于城市行政区划不断调整带来的统计数据前后不一致问题;三是快速城镇化过程中新城市的出现。运用校准后的DSMP/OLS全球夜间灯光数据,本文发现两个重要事实:第一、中国的城市规模分布不服从齐普夫定律;第二、自1992年以来,中国城市的规模分布呈现扁平化的特征。(2)迁移摩擦、效率、舒适度、产业结构以及高铁是影响城市规模分布的重要因素。本文发现,(1)效率、迁移摩擦和舒适度都是影响流动人口和城市总人口在城市之间规模分布的因素,其中迁移摩擦对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最为明显,具体表现为,当消除迁移摩擦在各个城市之间的差异时,人口会出现较大的重新分配。但与迁移摩擦不同的是,同样代表城市拥挤效应的房价则几乎不影响中国城市人口的规模分布,此外消除迁移摩擦后,中等规模城市的人口得到了迅速的增加,而上海、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的人口增加较少;(2)产业结构是影响城市规模分布的重要因素,其中,第二产业依旧是影响就业和人口在不同城市之间分布的重要因素;(3)高铁开通更多的促进了西部区域人口的进一步集聚,而对于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区域而言,高铁开通则加剧了其内部人口的分散化分布。(3)城市规模分布对经济绩效以及地区间收入差距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发现,(1)城市规模分布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尺度上的差异,在城市内部和市域等较小的地理尺度上,单中心的空间结构能够提高城市经济效率,而在省域这一较大的地理尺度上,多中心的空间结构更能促进本地经济效率的提升。(2)城市规模分布的多中心形态,可以有效的缓解地区间收入差距。这种多中心分布模式,主要通过优化区域内中小城市的产业结构和加快区域内的商品流通来实现,并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基础设施条件较好,且城市间距离适中的地区,城市规模分布的多中心形态对地区差距的缩减效应更为明显。最后,本文将得出的基本结论与中国城镇化路径的选择结合起来,认为中国应该走以网络化、多中心城市体系为主导的城市群发展模式,而不应该选择以巨型城市为主导的单中心城市体系发展模式。与此同时,本文还进一步地从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巩固核心城市的主导地位、发挥落后地区的主体职能以及加强区域连接性基础设施的建设等角度,针对我国未来城镇化路径的选择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