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特认为,语义整体论是一种切近于语言哲学、心理学和人工智能中正统学说的东西,但它是明显错误的,因为把每个语言或心理符号的意义看成由它推理属性的完整集合构成。因此,他辩护了一种语义局部论观点,这是一种更温和的“分子局部论”主张,认为一个符号的一些推理属性构成了它的意义。戴维特之所以这样做,原因在于：首先,他认为语义整体论卷入了一种他称为“笛卡尔式的”意义可及性观点。按照这种观点,我们拥有处理意义以及有关于意义事实的特许路径,甚至拥有意义本质的特许知识。其次,传统的概念被认为拥有大量令人讨厌的结果。例如,在传统的分析-综合区分中,有些东西被先验地知道,这些东西不能被看成是错误的。在对空想哲学的批判中,戴维特思考了“什么是语义学的任务?为什么它们值得研究?我们如何实现它们?”等问题,提出了一种“自然主义”的观点——它意味着并不存在任何的先验知识,经验方法是认识的唯一方式,也是科学的基础。戴维特对语义学任务的阐明来自于他就这一学科本质而提出的方案,他担忧大多数的语义理论化隐含地依赖于语义任务的明显特设观点。因而并不怀疑在语义学中需要一种自然主义的科学理论,认为语义学应是一门有关于意义的经验科学,意义能以科学方式来研究。他寻求给出语义学研究的一种特定方案——在科学上有吸引力、解决语义争议并能指引语义研究的未来过程的实质论题——这就是戴维特提出的自然主义语义学的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