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护数据主体的权利与自由,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赋予数据主体一系列的数据权利,其中,擦除权的设立引起了法律界和互联网领域的广泛关注,数据主体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申请删除有关的个人数据链接。擦除权在欧盟有着由“删除——通知”的权利雏形,到经历权利名称由被遗忘权到擦除权的修改,是同一种权利的不同阶段。为了回归法条,本文探讨该权利的名称为擦除权。无论是基于我国个人数据保护寻求借鉴,还是为了在涉及处理欧盟领域数据时的合法、合理性,对擦除权的深入认识以及权利行使的梳理都十分必要。信息社会对个人数据的广泛搜集与使用,不免给数据主体的权利带来威胁和损害,急需一种权利来加强数据主体的地位以及个人对数据的自主性。本文正文重点探讨三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在分析擦除权的起源、发展以及擦除权与被遗忘权的关系与区分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擦除权的理论基础及性质。第二部分主要探讨擦除权的平台救济机制、行政机构救济机制以及司法救济机制。网络数据的控制者和处理者承担着审核数据主体的申请以及删除相关数据链接的义务,数据控制者和处理者的平台救济与中立机构的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共同构成了擦除权的非诉救济。数据保护局等监管机构在数据主体通过网络平台行使权利未果的情况下提供行政机构的救济。司法救济是权利的最终救济手段,作为数据主体的原告通过申请法院支持删除数据的链接来寻求司法救济。在司法救济的过程中,原告需要对擦除权的正当性作出证明,此外,原告还可以通过证明所遭受的物质性或非物质性的损害来要求赔偿。被告需要对处理数据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并且可以针对原告的赔偿诉求进行免责证明。第三部分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基于论文前两部分对擦除权内涵进行的梳理以及救济途径的探讨,笔者整理出通过人格权保障擦除权的公法救济模式,以及将个人信息权利纳入隐私权保护的私法救济模式,这两种保护模式都需要注重权利行使的范围与利益衡量。当前应结合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的现状,适当借鉴域外擦除权的有关规定与实践操作,明确擦除权的行使要件,合理设立权利行使界限,确立相应的救济机制,不断完善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在保护数据主体权益与保护公民言论自由、知情权以及数据产业的发展之间做出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