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灿烂的辉煌”以后，90年代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刷下，报告文学一度迷失了方向，不断被边缘化。新世纪之初促使这种转变的便是“三农”报告文学。新世纪的“三农”报告文学创作不仅成为文坛引入注目的创作现象，也使“三农”话语得以发扬光大，并对其他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论文试图对“三农”话语的来源与发展、“三农报告文学”的概念和内涵，以及新世纪三农报告文学的创作状况做出梳理，在对新世纪三农报告文学做整体的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三农报告文学理性批判的回归与深化是其取得繁荣和成功的主要原因，而其理性批判则可以细化为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两个侧面。社会批判上的转变主要体现为从上世纪90年代的“泛指”批判回归和深化为新世纪初的“特指”批判，即社会批判有了具体的目标和对象，而不像90年代的“泛批判”报告文学那样罗列事件与现象，批判对象泛化，批判态度内转;文化批判上的转变与掘进主要体现在由此前批判因传统封建文化严重侵袭的农民文化转向批判农村文化结构中的制度文化，具体来说，就是长期存在弊端的农村上层建筑领域及其相关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户籍制度、农村税费制度、土地制度、农村医疗卫生制度、基层民主选举制度、官僚主义等乡村政治体制。在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的基础上呼吁建构合理和谐也更合乎人性化的农村文化机制及其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