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分七章对南宋辛派词人予以论述。第一章论“稼轩体”特征,辨析“豪放派”、“稼轩体”、“苏派”、“辛派”之间同中有异的关系;第二章论辛派词人的形成与界定;第三章论辛派词人的词学思想;第四章论辛派创作特征;以上四章为总论。第五、六、七章以作家作品为核心,分别论述辛派词人的三个创作阶段,为分论。辛派是词史上约定俗成的一个词学流派,其创作方式深受“稼轩体”影响。本文首先论述了“稼轩体”中所表现出的“豪放深婉”特色,“豪放”指词风的豪迈雄壮、放纵不羁,“深婉”是词人知识气质与才华的结合。稼轩才兼文武,他为读者传达的丰富情感与深层意蕴,刚柔相济的独特风格,都为辛派词人树立了典范。辛派词人在题材、风格、手法的创新方面更多的推崇和师法辛弃疾,其词作的深度与广度因为与时代紧密相联,具有深刻反映时代精神的特质,故超越了豪放派中的苏轼一派,在词史上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辛派词人的形成有三个主要因素:一是词体本身的自然趋变。从文学发展的规律而言,往往是具有革新意识、能显现出蓬勃生命力的词体更能使人耳目一新。苏轼对词体的革新,已经为词坛播下了一颗饱满的种子,经漫长的历史积淀,从接受心理而言,这种创造性的贡献就有可能成为后代词家的创作选择。二是悲剧的时代。文学艺术的创造性与独特性,有赖于抒情主体的充分发展。而抒情主体又有其特定时空的限制和规范,这就是特定的历史性。从北宋的“百年承平"到靖康之变后南宋的国破家亡,时代的巨变为词风的转折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一批批有志之士英雄无用武之地,他们的痛苦、悲愤、无奈与感伤,种种内心激荡都需要用一种直抒胸臆、毫不做作的文学方式来表达。在这种形式之下,众多词人继承了稼轩词风,或慷慨激昂,或沉郁苍凉,形成了一股风起云涌的创作高潮,这是时代促使词体改变风格而取得的一次伟大成功。第三个重要因素是词人的个性与气质。以辛弃疾为首的豪放词派与以姜夔、吴文英为首的格律词派并存始终,此起彼伏。姜、吴派词人因大多被排斥在仕宦之外,气质典型、性格内敛。他们既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只能通过诗词创作寻求内心的慰藉,其审美趋向是以婉约词创作为主。而辛派词人多性格刚毅,豪放不羁,具有积极进取的志向与怀抱,词在他们手中更多的成为抒情言志的工具,其审美趋向以充满阳刚之气的豪迈悲概为主。辛派词人没有明确的词学理论问世与流传,但现存的一些材料使我们发现他们在词体认识上有共通之处:一是重视词的地位和作用,提高词品;二是解放词体形式,在词的创作上不拘一格,畅所欲言:三是重豪放而不薄婉约的多元化词学观。在这种词学思想的指导下,辛派词人填词的主要目的已不为“应歌”与“应社”,而是将诗文中的重大内容引入词中,其视野的广阔、感情的深度和强度是北宋甚至其它任何朝代都不可能出现的。他们在词中用经用史,议论纵横,在苏轼“以诗为词”的基础上进一步“以文为词”、“以论为词”,用散文化的笔法为词坛开辟了一个新天地,把苏、辛开创的语言风格又一次推向高潮。随着南宋时局的变化,辛派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从辛弃疾正式登上词坛(1163)开始,至辛弃疾去世(1207),为前期,有陆游、陈亮、刘过等21位辛派词人,他们表恢复之情,抒豪迈之志,爱憎分明,悲慨激烈,奏响了时代的最强音,这也是“稼轩体”特征体现最为鲜明的阶段。自宁宗嘉定元年的开禧议和(1208)到理宗朝结束(1264),为中期,有戴复古、刘克庄等19位辛派词人,他们继承和发展了解放词体的精神,在“以文为词”的道路比稼轩走得更远。但由于时局的每况愈下,与前期相比,词人们缺乏大济苍生、舍我其谁的气概,而是更多地将希望寄托在英雄人物身上,词风的豪壮及创作规模稍逊于前期。第三时期即后期始于度宗朝(1265),止于元初最后一位辛派汪元量去世(1317),这是一个“亡国”时代。辛派词人除文天祥之外,大多没有了辛弃疾、陈亮、刘过等人的雄武之气,尤其是作了“遗民”以后,他们的悲恨不能直接宣泄,只能采取曲折哽咽的抒情方式来表现。此时辛派与姜、吴等格律派词人的界限不再壁垒分明,而是表现出部分的融合。辛派在视野的广阔与抒情的激烈程度上要超过婉约一派,成为南宋末期辛派的余响。辛弃疾与辛派词人,在词史上的地位是相辅相成的。对辛派词人的研究,虽然自始至终都存在着不同的价值认定,但其地位已从边缘地带向词史的中心位置倾斜,这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