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30年代中国电影的发展主流“新兴电影运动”为研究对象,追问它的历史特性和共性,考察其内在分歧,对它的性质、地位和总体特征作一个描述和归纳。本文采用社会电影史的解释框架,将中国电影的发展置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加以考察,把电影的引进、中国电影的发生、发展看作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组成和一种现象。同时本文采取的是一个整体史观,注重中国电影历史的整体发展和统一性,认为中国电影发展演变的百年经历就是中国电影对自身现代性不断追问,一再改写答案的过程。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组成,中国电影为中国人的民族认同和现代性认同提供了最生动的文化想象载体,与其它现代媒体和现代文艺一起对重构中国人心理结构起了重要的作用。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现象,中国现代化发展与民族主义的矛盾关系不仅构成电影现代性追求的历史语境,且在电影的现代性内涵中得以体现。一方面现代民族意识是激发中国电影诞生、推动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和民族电影美学追求的重要动力,30年代“民族国家”观念的确立及随后的民族危机爆发推动了电影界的时代敏感和现实关注,是激发电影改革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对民族、国家问题的注重也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新兴电影”对非功利本性和自主地位的追求以及艺术家个人主体意识的发展,对电影本体的探究主要还是站在为叙事服务的出发点上,民族电影美学的共性得到强调,而个性没有充分发展。本文的结构安排立足于对“启蒙”与“救亡”这对矛盾关系的认识。中国电影的现代性建构包括这样两个层面:一个是电影传达的意识内容经历中国传统意识与西方现代意识的整合;另一个是对电影本性的认识经历舶来品的固有属性与中国情感、审美及思维方式的整合。30年代的中国电影以“新兴电影运动”的发展为主流,以对20年代电影传统的叛逆为起点,提出了以民族主义为首要诉求的现代性方案。它表现为一种总体上倾向激进的文化态度。这使30年代电影表现出比20年代电影要强烈的批判意识。此批判意识不仅指向社会批判,而且指向对电影本性的揭示。它也表现为对现代性更切近的体验和关注,这反映在“新兴电影”的时代意识、现实视角和主体意识等方面,也反映在“新兴电影”对现代性冲突的感知上——在其内部,现代性认同的诸多方面呈现出分歧和矛盾。而追求现代发展、表达民族意识的共同态度构成了“新兴电影运动”的历史特性和共性。“新兴电影运动”是30年代中国电影现代化发展的主流。它虽然以叛逆为起点,最终还是表现出对20年代电影传统的承续,一是注重电影功能性的叙事本体论,以叙事为电影的核心,二是商业化生存的电影现实生存模式。而“新兴电影”内部对现代性认同的分歧也为中国电影在40年代出现国统区、解放区等多区域的发展乃至以后两岸三地的发展格局埋下了伏笔。